1948年6月太宰治和情人山崎富荣双双跳海自杀，结束了他痛苦而又颓废的一生，此时，太宰治年仅40岁。

    死亡对太宰治来说已经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件了，他曾经多次自杀未遂。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和一个有夫之妇跳海自杀过，结果女友死去，他却幸免。太宰治曾经以此题材写下了小说《丑角之花》，并一举成名，但死亡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太宰治的心里，对一个敏感和时常被一种无名的忧郁袭上心头的作家来说，面对生的痛苦或许比死亡更感到恐惧。加缪在《西西佛的神话》中，开宗明义的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或许有人会认为自杀多少有些悲观厌世的情绪，对社会不利，但对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他肩负着“自杀”这个命题的重压，因为他必须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而自杀意味着人性或者人间的荒诞、意味着人对痛苦的抗拒和逃避。自杀现象应该唤起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注，而物质生活是无法填补人的精神世界的，太宰治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而他的苦闷一方面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气质，一方面来自于社会。

    太宰治是日本小说家中的一枝奇葩，在他传世不多的作品中，大多是对人性恶、堕落的谴责，太宰治被誉为是日本文坛的“无赖派”作家，但这种称谓容易引起误导，因为事实上，太宰治小说中的“无赖”隐含着对人的深深绝望。而一个作家一旦发现了潜藏在人性之中本质上的恶的话，那么随之而来毁灭感就会变得沉重。太宰治是个很极端的作家，他的洞察力并不要给文坛带来一种虚幻的美，虚幻的理想和向往，而是给它带来“毒药”，带来一种虚无的、阴骘的情绪。

    在太宰治著名的小说《维荣的妻子》中，他塑造了一个无赖的诗人，到处骗吃骗喝，还抢小饭馆的钱，弄的妻子只得去充当女侍替他还钱，但作者却通过诗人妻子的口中说道：“就在我在店里干了十天、二十天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来椿屋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都是罪犯。我渐渐觉得，丈夫在他们中间算是非常善良的了。而且不光是店里的客人，就连路上的行人也全都隐瞒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罪孽”。太宰治塑造了一个到处充满着无赖、恶棍的世界，何谓善、何谓德，在这个人人都披着虚伪的外套的世界里，真正的恶是被刻意地掩藏起来的，在小说的结尾，诗人的妻子也用无赖的口吻说：“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这是最悲剧性的结尾，一个无赖是构不成真正的悲剧的，而如果善良的人也开始变得没羞没臊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上演的时候。

    太宰治的创作以中短篇为主，其中《丧失为人资格》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控诉，而长篇小说《斜阳》写出了没落贵族的绝望。激情、遗弃、自杀构成了这部小说凄美、颓唐的特征，它宛如一首凄清的挽歌一样，刻画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小说写的华美、凄切，是一个时代所有的痛苦的缩影，太宰治身为豪门之后，深深知道一种精神性死亡的悲剧，在这里贵族并不代表财富，而是一种精神的末路。小说《斜阳》出版后，轰动一时，从书中得来的“斜阳族”成了当时青年人的流行语。

    太宰治的自杀构成了一代文人凄凉的挽歌，日本是个文人频繁自杀的国度，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都是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在一个纷繁复杂。频繁多变的生活现实里，文人的敏感和脆弱是难以抗拒这个世界的疯狂的，莫泊桑曾经因为被艾菲尔铁塔这个庞然的“怪物”惊吓而逃出巴黎，但如今它已经成了巴黎的象征。

    读书的悠闲已经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文人事实上已经差不多沦为陪衬的角色，尤其对严肃的作家来说，他们的思考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就像西西佛一样，他们只是推着石头进行无休止的劳作，无始无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