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回国以后，父亲便与母亲在部队上结了婚，过后不久，母亲便脱下军装转业到宁波市公安局当了会计，父亲则被派送去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军需系学习深造。后来父亲经常回忆并向我们说起这段经历，可见这为期五年的学习生活对父亲有着很大的影响。

而就在父亲在后勤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外婆，一个裹着小脚的瘦弱女人病逝了，我们这一辈的人都没见过我外公和外婆，后来听母亲讲，原本身体状况就不佳的外婆，听到母亲可能已牺牲在朝鲜的误传后几乎哭瞎了眼睛，身体也是变得愈加虚弱。外婆病逝后，在香港谋生的大舅回家奔丧，并留下了一张他们兄弟姐妹的合影，但也正是这一次回家，我大舅的那层原本模糊的所谓海外关系变得清晰了起来。尽管那时文革尚未开始，但部队的氛围总是偏左一点，行事也更为激进，父亲在完成学业回到军区在杭州的驻地后不多久，就被派往上海警备区驻扎在上海松江，几年后，已是校官的父亲还是在文革的前夜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地方，我们家庭的迁徙脚步倒是幸运地停留在了上海。

在我记忆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父亲穿着军装的印象，一来父亲多数时间都在部队上，很少有时间回家陪我们，还可能那时的我还太小。但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可能是刚从部队回到家，削了一个苹果送到保育院，我和姐姐被叫醒后父亲看着我们坐在地铺上吃完苹果后才离开，以后我问起父亲这件事的细节时，父亲倒已忘得一干二净。以后在我念高中时再穿起父亲旧军装的时候，手摸着衣服胶木纽扣上那突出的八一五角星，心底里总会时不时地出现那天晚上的场景。

文革开始后，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机关不久的父亲，便被安排到工厂的一个小车间去做车工。那是个造反派上台当道的年代，“走资派”均被揪下了台，那些不愿按派别站队的就要“靠边”站，觉悟有问题。由于父亲才转到地方不久，又是中央直属单位，靠边去到车间劳动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况且那时候的车间还处在半开工的状态。这或许是父亲工作期间最为清闲的一段时光，父亲带着5周岁不到的我去到车间参观车床；坐小火车前往上海高桥的部队营地看望战友；大冬天半夜辗转徐州回农村老家探亲访友；在夏日的晚上我们各捧半只西瓜吃到肚皮胀疼，然后父亲给片大头咸菜以帮助排尿缓解。这些场景，如珍贵历史镜头已经铭刻在了我的心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