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archtraveler.com/wp-content/uploads/2017/02/IMG_0891.jpg(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2月25日)" />

近日关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讨论都只限于程序公义的问题， 看来故宫博物馆总是需要在战乱中成立的。

1911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清室签定《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则住在紫禁城内，外庭则作古物陈列所。不过，溥仪借助溥杰和旧臣不断偷运宫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总数约1300多件。为免宫中珍品不断地流失，中华民国政府便在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并在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但随着918事变，中华民国政府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将近13000箱的珍品运至南京。和平后，约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余的送回北京，不过当中的5000多箱则在国共内战时已运至台北，并成为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无论是北京、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是在战乱中成立，现在香港的故宫博物馆同样都是在纷争中成立出来，但是除了程序公义之外，甚少人讨论香港是否需要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呢?

笔者一直以来都认为博物馆与图书馆不同，图书馆是「贵多不贵精」，因为图书馆作为传承知识的地方，就需广纳不同类型的书本，让普罗的受众得到更广泛的知识，因此未必需要一个特定的主题。博物馆则反而是「贵精不贵多」，因为每件的展品需要经过适当的展示才能够表现出展品的要点，由于展览空间有限，每个博物馆需要刻意挑选过展品并需要有特定的主题才能吸引个别的群组来参观。例如：香港太空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茶具博物馆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题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图书馆则无需主题，只要藏量足够便可。

综观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馆都是有一些镇馆之宝来作招来，例如大英博物馆的「Rosetta Stone」、罗浮宫的「蒙罗丽莎的微笑」，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或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翠玉白菜」等，而米兰的恩宠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虽然细少，但全因藏有达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来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旅客们会因为这些珍品慕名而来参观这些博物馆，因此展品不单是一个博物馆成败的关键，更是博物馆设计的核心，所以笔者一直对M+博物馆的需要成疑，因为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而且又没有任何镇馆之宝的前题下，如何能吸引观众呢?

另外，有些博物馆就算在没有珍品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宫博物馆就是一个例子，故宫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会幕名而来参观，而香港海防博物馆亦是一个例子因为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此，我一直认为需要将湾仔峡的警察博物馆移至旧中区警署（大馆），由于建筑物本身与展品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才能发生a共鸣的效应。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珍品和珍贵建筑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况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该处虽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展品，但没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游的展品，而建筑虽有过百年历史，但亦不算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相反柏林围墙则更具代表性。不过，这小岛上设有5座博物馆个别而言虽然不算相当吸引，但是综合起来则变成颇为特别，因为世界上绝少有一个小岛上同时有5座具过百年历史的博物馆，因此此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其实笔者认为西九文化区一直都应该是借镜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因为世界上除伦敦westend、纽约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区会统一发展在同一个小区之一，所以西九发展局应该善用这个优势来发展。

若从历史角度来看，故宫分馆其实不一定需要设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为适合，因为在二战时部份珍品曾经迁至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与故宫的渊源甚广。香港分馆的出现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个文化发展区，便随之而来的合作计划。香港虽然在历史上与故宫没有什么关连，但是由于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够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该可以相当成功，亦可能是整个西九文化区内最成功的一个馆。

笔者认为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在西九文化区的尽头，理应可带动人流去西九，希望这个星级工程可以带旺整个文化区，让文化区永续下去。

许允恒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