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入集子里的这些文字，写的都是外国重要作家，最初刊发于文学报“环球”栏目，也有少数几篇应其他报刊杂志邀约而写。

有大约五六年的时间，我主持这个栏目。开始的想法自然是约稿，而约稿在我意味着一周或两周一次的邀约，不时的沟通，还有漫长而焦虑的等待，等到的文字有时却并不理想。加之，在那些年里，文学报和其他很多报刊杂志一样，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因稿酬偏低、支付延期等原因，邀约的作者也缺乏积极性，约稿就变得越发困难。在这样的境况下，和编辑部协商之后，我尝试着自己编自己写——当然是用的笔名，实际上只是躲在名字后聊以自慰而已——而无可慰藉的是，往往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我才能拿到微薄的稿酬。

如此说来，我只是两难之中选其一，为了排解难以承受的约稿的焦虑，选择了相比可以承受——实际上，以那时生活的困窘，恰是工资和稿酬在某种意义上维系着我的生计，稿酬之拖延和微薄，于我也实在是难以承受——的焦虑。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这样，我居然一直写，写到后来单位条件改善了，段子体风靡的微信时代到来了，我也不编辑这个版面了，还因为一些机缘偶尔写写，在我一方面是职责驱使，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外国文学的热情。好在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点点累积，不知不觉间竟辑成了一幅微观的外国文学“图景”。

 

 

 

二

 

 

 

照实说来，一开始写这些文字，我只是想写得尽可能好读一些。这部分原因在于，我起初约到的一些文字不好读，且多是偏于故事梗概式的介绍。我觉得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文字不好读，不吸引人读，很可能会让读者错失好读，值得读的作家。而我虽说为媒体写文字，得从新闻出发，却不能止于新闻。以那时模糊的想法，我也确实认为，虽然写的“新闻”，抵达的也应该是文学。更何况本就写的外国重要作家，如果不能匹配以文学，也很难说做好了新闻。

约略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时间一长，这些文字像是给自己找到了某种“定位”。 比如，得有一定的深度，但要说明白话，切忌学术，因为学术了，行文晦涩，即使有启发性，也让很多读者接受起来困难；得有自己的见解，但要尽可能客观，客观了才会对一个作家有相对理性的认识，不至于因一己之好把他捧上天或一棍子打死；得有合适的角度，让读者易于融入作家的文学世界；得好读，这一方面要求文字有代入感，能很快吸引读者进入阅读。另一方面，还得吸引他们一直往下读。为此，在对一个作家有整体的呈现外，我会写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趣闻轶事，也会引用几句他们说过的很可玩味的话，这些话或是他们写完作品后意犹未尽说的，或是被媒体追问脱口而出的，或是为了引人关注假装不经意说出的，或是借着作品中的人物诉自己之衷肠的。我不得不说，作家，尤其是一些有趣的大作家是喜欢和读者捉迷藏的人，他们有时说话做事，不过是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给人制造陷阱和迷津。好在可以相信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品很少说谎。而我遵从的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原则，如果适于文章的表现，就坦然用之，不适合就断然弃之，取舍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让文字多一点思想性和趣味性。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到了，即使做到了或许也不是刻意所致，而是文字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在雾中前行的方向。我倒是在选择写哪些作家上多费了一些思量。给报纸写文字就得踩准新闻的节拍。比如，遇上某个出版社出了某位外国作家的最新中译本；某个时间段里某位作家访问了中国；某位作家在某个国家获了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奖，或碰巧做了件影响世界的事情，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又比如，碰巧某年某月某日是某位作家的百年诞辰或逝世周年。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选择写某个作家，也是出于对其总体价值的衡量，还有对其写作特质的认定。每次选择看似随意，其实都有一些“计较”——当然，我做不到如哈罗德·布鲁姆写《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般的“计较”，也难以像他一般深入辨析入选作家之所以重要的特性。我选这一百位作家，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独异性和原创性。这当中，更早年代的重要作家，已被中外文学史以及读者的反复阅读确认，也正因为他们已被确认，或说是确定无疑的重要，在做选择的时候，倒是往往被我舍弃了。而对于近十年、二十年里表现抢眼的作家，我一般都会拿到书后先翻阅一下，让自己有个判断，觉得值得写才写。在这个过程中，我着实筛选掉了一部分作家，毕竟图书宣传很多时候会言过其实；毕竟国外各种各样的奖项，即便是公正客观，也难免为流俗拘囿，有名不副实的时候。也因此，我提醒自己不能想当然，而是要加以辨认。

也只有等到整理书稿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目光一直凝视着二十世纪。这么说是因为，我写的居多是在二十世纪写下了重要作品，或是走过这个世纪，到了新世纪后绽放光芒的外国作家。当然，我凝视二十世纪，并无“厚今薄古”之意，相反我非常乐意一再重复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的一个告诫。他说，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而在今年年初应编辑部之命而写的《故乡的书房》一文里我也写道，刚进大学时，因不知世上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挪威的森林》，受到学长的轻慢，为了不被out，我从昆德拉、村上春树出发，经过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一路读到福克纳、马尔克斯，蓦然回首却发现，早年岁月里读到的，似乎早已过时的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才是一直在那里的令人景仰的原乡——说来仅只是一种巧合，5月22日，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为自己繁花满枝、硕果累累的一生画上了句号，而这一天也正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的日子。这也似乎在提醒我们一代代作家之间的血脉相连——也因为此，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毕飞宇重读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后感叹，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现在迷恋的是古典主义的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的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古典主义实在是货真价实”。我不由生出心灵相通之感。如此说来，我很少写十九世纪乃至更早的作家，实在是出于对经典作家的敬畏，而凝视二十世纪，固然是因为新闻更为关注正在发生的现实，相应地，文学自然也聚焦依然活着的，还在写作的，有新闻效应的，或至少在眼下还经常被谈论的作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不免想到，在我写这些外国作家的几年时间里，就先后有多位离开了我们，他们的离世也是一种提醒：我们正在逐渐告别二十世纪——却也未尝不是因为，这个世纪于我们而言终将是“漫长的告别”。

二十世纪，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借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序言里说的，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像在二十世纪里生活过的人那样命运多舛：两次世界大战，各种灾难事件，还有整个世界在废墟上的艰难重生。在二十世纪的上半个世纪里，如茨威格所言，他含着羞耻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见证了道德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而在茨威格逝世后的下半个世纪里，我们出于自豪地见证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了比他感叹的上半个世纪里“一跃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所取得的业绩”的更大的进步，同时也百感交集地见证了人类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面前所感到的，或许比上半个世纪还要深重的困顿与迷惘。这个世纪的前前后后，浓缩了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它们也显然在有着极端敏感性和丰富感受力的作家身上得到了繁多庞杂的呈现。如果说，茨威格“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像他一样在这个世纪里载沉载浮的作家，同样过了完全不同的好几种生活。正因如此，加之臻于登峰造极的十九世纪文学投下的阳光与阴影，使得这一世纪的作家们，为逃离影响的焦虑，竭力寻求形形色色，曲于极致的创新与突破，他们的创作才会有难以尽显的，形态万千的复杂面貌。而为求真实地再现这复杂多元的面貌，我的选择自然也不能局限于一己的文学趣味。所以，我写的这些外国作家，虽与我的趣味会有一些重合，从整体上看，却并不完全代表我个人的喜好。这样倒是避免了读者不得不屈就我的一己之好，从而使这本集子呈现出相对客观的面貌。

当然我说客观，并不完全在于作家的选择上，还在于文字的写法上。就像福楼拜说的，小说家是一位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倘是以此类比，我则是一位消失在这些文字后面的人，媒体力求客观的特性也“迫使”我消失，而让自己消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写的这些作家自己开口“说话”。正因如此，我没太把它们当成“我”写的文字，很长时间里，也没想过要把它们出成集子。但这些文字引起的回应和反响，却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大体说来，我这些年写的文字里，更被作家学者看好的是对话访谈，而不管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着实有一部分更偏好我写的这些外国作家。因为我用的笔名，很多读者不知道是我写的，所以不怎么经常听到直接反馈，但有人向我打听过“余扬”“萧平”是谁，有人跟我谈到过喜欢读这些文字，也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读者把不少篇章转到了豆瓣上去。我也比较多从编辑部同事那里听到一些反馈意见，居多是表示喜欢和赞赏的。几年前，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表示喜欢读，且不无期待地问我：为何不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有意思的是，此后这样问我的人竟也多了起来，他们终究能通过一些途径知道是我写的，虽然我隐藏在笔名之后，虽然这些文字，也不像很多人写的类似随笔文章，通篇“是我，是我，还是我”，似乎要特别提醒“我”的存在——老实说，这怪不了作者，写大作家的文字，也着实适合顺便刷一把存在感，只是栏目的特性，不宜让“我”粉墨登场。当然了，我也确乎没有把“我”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非要让旁人来围观我怎样“遇见”大作家，说出了怎样的“真知灼见”不可。我知道我再怎么自恋，旁人终究恋的是那些大作家，就好比在我做的对话访谈里，我的提问即使再精彩，旁人也更关心受访的作家哪怕有时不那么精彩的回答。当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话，远比我说得好，让他们现身说法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境里，我只是我，并不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因此之故，我才需要说服自己这些文字有集结成书的价值。这个理由或许在于，比如福楼拜写的那些客观化的小说，是由那个敦促自我“消失”，并制造出这般幻像的福楼拜写出来的，他的消失本身也更像是另一种在场。以此推论，这些作家在我的文字里自己开口“说话”，要打个比方，假借的还是皮影戏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或电影里不出镜的导演、剪辑、读画外音的人，如此等等。说白了，这些文字归根到底是从我的手里流出来的，且让它汩汩流淌吧。

 

 

 

                           三

 

 

 

虽然如此，倘是以更高的标准，我对写这些文字的“我”还是存疑的。原因无他，除马尔克斯等少数平时会不时读读的之外，我来不及通读很多作家的作品。既然没能通读，何来资格写他们？这么说未免苛刻，君不见古人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福楼拜也说，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以成为大学问家了。何苦通读呢？再则，即使是大作家，在写下了一些杰作的同时，也可能写下了不少平庸的作品，我们大可不必对他们的每部作品都孜孜以求。

但当真说来，诸如此类的借口都不免牵强。好比是评价一个人，你只有看完他的一生，或许还要等时间像落叶在秋水里一样慢慢沉淀下来，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同样如此。但通读数以千计的作品，在我着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并不是说我想偷懒，实在是时间有限，给报纸写文字，像是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不想伤了自己，最好赶在截止日期前交稿。因此，所谓赶稿，就是和时间赛跑的高强度作业。更何况，写这些文字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做新闻报道，这样一来，时间精力就更有限了。但即便如此，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写这些作家之前，只要时间上允许，就算来不及从头到尾读完他们的作品，我也会快速翻一翻，为的找到一种踏实的落地感。

这之后，我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消化材料的笨功夫上。如今回想起来，写每位作家都读上少则几万字，多则二三十万字，写百余位作家，亦即少说读了上千万字的材料，得多考验我的耐心，我又是耗费了多少心力——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这么坦白，并无包含自我邀功或博人同情之意，倒是为需要依赖材料而自觉惭愧。站在不惑之年的门槛上，我意识到这些年总是被新闻追着跑，就像有人开玩笑说的新闻像条狗,撵得人连撒尿的空儿都没有，所以除极少数的精读外，的确缺少时间来深入研读一些作品。而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又好比是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倘是功夫下到了点子上，极少数高明的作者，是有可能通过精读一部作品，走进作家的精神深处的。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他们凭借这样的精读，就能阅尽这些作家的千姿百态。于我而言，我走在了相反的方向上，我从地球的边缘出发，穿过渺如云烟的大气层，透过种种芜杂的世相，力图找到那个支点，让你来洞开作家的大千世界。而我看这些材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是一个锱铢必较的香水制造者，遍寻海量的各种原材料，经过预处理、混和、陈化、冷冻、过滤、调色、装瓶等诸多程序，最终制成的不过是一小瓶香水。但我不过是以精简的篇幅“评述”一位外国作家，就为了这，一连几个小时对着电脑枯坐，让鼠标在手中上下跳跃读材料，值得吗？

或许是值得的。我不确定在我的付出与得到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对等关系，但我一定从中有所收获。至少，写这些作家的过程，在我也是拓展和打开自己文学视野的过程。而对于希望“遇见”这一百位作家的读者而言，循着文章给出的线索，或许就能对这些作家，乃至整体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了然于心”了。这么说不免有些自夸，我何曾像勃兰兑斯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般，仅一个或几个作家就洋洋洒洒写上一大篇——而这些作家中的几乎每一位，都够写上一本本厚厚的传记或评传。受报纸版面局限，我却只能写短则三四千字，长则上万字的篇幅。让我聊可自慰的是，虽然自知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至少以这些不长的文字，多少接近了对这一个个作家肖像的“刻绘”。

我想“刻绘”出什么样的人物肖像呢？一言以蔽之，是思想的肖像，艺术的肖像，精神的肖像。我明白，受制于时间精力，我不可能“穷尽”这些作家、作品的形式和意蕴；受制于功力尚浅，也难以做到抽丝剥茧的解析。但好比是走近和理解一棵树，进入树的内部，探知汁液的流动，经脉的伸张，年轮的生长，固然为我所力有不逮。但只要我用心揣摩，或可摹写出一副副生动的肖像。正如我们把时间慢慢回溯，或许能“呈现”一粒种子如何破土而出，如何慢慢长出绿叶、枝丫，一点点经风历雨枝繁叶茂，最终长成了大树，在大地上投下一片绿荫。我这般探知一个个作家的来路、过程和去处，虽不足以让你洞悉他们写作的更深的秘密，却聊可以作为你走近、阅读和欣赏他们的准备。

而众多编辑、书评人和外国文学爱好者，尤其是翻译家或译者的文字——他们译介了琳琅满目的各式作品，使我们得以共享外国文学的盛宴。他们不仅翻译了某些作家的一部或几部代表作，有时还翻译了他们的作品集，甚至是全集，使我们不至于因为视野的局限，把一个大作家“缩略”为一个小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写这些文字做了准备。事实上，除了小部分作家因资料欠缺，我不得不求助于英文外，对于大部分作家，我能找到的素材是如此之多，各种不同的版本又多少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为求准确，我着实在比对、辨认上费了不少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字让我有所参考，也对我有所触动。因此，这本集子既是对这些重要作家的致敬之书，也是对他们的致敬之书。虽然部分文字里用到的有些材料，因为经过了综合、转化，加之以新闻报道不成文的惯例，可以根据文章的需要直接使用编辑提供的宣传文字，也就未能一一注明出处，但如果是引用了他们的观点，不是无意中疏漏了的话，我希望我已经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我还想说的，这并不是一部在每篇文字后面都附上很多注解的学术著作，我知道从形式上看，注解的确重要，但我总是非常抱歉地一掠而过。相比，我倒是更为看重注解的宽泛层面上的意涵。诸如，一部作品可能是对另一部作品的注解，一个时代或许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注解，而注解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创造。某种意义上，我们不也是在对历史的“注解”中，投掷下对这个时代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四

 

 

 

无需我多加说明，会心的读者当知道，书名《普鲁斯特的凝视》，自然是脱胎于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著名影片《尤利西斯的凝视》。但我这般取书名，某种意义上也源于我真实的体验。至少在写普鲁斯特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凝视，正如我能想尽，他定然是屏息凝视《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那些人物，让他们以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这样的凝视无论于他，还是于一百多年后作为读者的我，或许都会不由生出庄周梦蝶的感慨。如此说来，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个书名，倒不如说是它在冥冥之中选择了我。也是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终于醒悟到，写这些外国作家，并不只是技术性的写作，而是调动全身心的凝视。

我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少为人传颂的长诗《霓裳羽衣歌》里有云：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极言他观赏霓裳羽衣舞时的全身贯注，以及看完后的意犹未尽。深度阅读大作家的作品时，我们经历的或许也是类似的体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真正的阅读是“我们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一文中也说，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而只有凝视所包含的那种全神贯注，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到杰作之所以为杰作，大作家之所以为大作家的重要理由。

事实上，大作家的杰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凝视的产物。他们就像纳博科夫说的“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等观察了，熟谙于心后，作家对杂乱无章的世界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他们也由此独创了一个新天地。而这样的观察，

正应了我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当我们经由那些杰作，与创造了它们的作家相互凝视时，一种像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神秘的阅读发生了。

毫无疑问，你将进入阅读的这100位作家，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殿堂里占据了重要位置——为强调这一“重要”，在本书的不少篇章里，我都在开头或是别的地方，写下“外在于”作家作品的一些评价，说的无非是某个作家得了什么重要奖项，以及受了什么作家同行或大人物的推崇之类，这一点于谙熟这一作家的读者来说，或许显得多余，但于初次“遇见”的读者，却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会不止一次地，在一些阅读札记中读到某位读者或作家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正是因为在某种特殊的机缘下，受了某某权威人士对他的评价之类的引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所谓“重要作家”，是我为求消除不必要的误读而作的一个相对性的称谓，远不如称其中一部分为“大师”，或“大师级作家”来得干脆利落。但“大师”一词确乎已被污名化了。虽说一定意义上唯有大师出场，才能标识出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与精神的高度，但这种标高究竟有怎样的标准，在我们这个歧见纷出的时代里，不曾达成共识。所以，“大师”在当下语境里，不过是一个暧昧不明的词汇，正如“天才”等其他包含了某种标高意义的词汇一样，易于让人滥用和误用。我重申“大师”的称谓，也无非是想提请我们看到其中一些写下了伟大作品的作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典范性，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树立了经典性的标准。我也更乐意重复罗丹的一句话，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例如，马尔克斯称海明威“大师”，想必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在反复阅读中，他不断“发现”并确认了海明威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或说“辨认”出了海明威对他写作的启发。在“剖析”了福克纳后，马尔克斯感叹，海明威虽然比不上福克纳的发人深省、热情和疯狂，却严谨过人，零件就像货车的螺丝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也许就因为这样，福克纳启发了我的灵魂，海明威却是对我的写作技巧影响最大的人——不仅是他的著作，还有他对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惊人知识。”在这篇题为《与海明威相见》的文章里，马尔克斯还深情回忆道：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看到海明威和妻子玛丽·威尔许经过圣米榭勒大道，往卢森堡公园方向走。他没能上前请他接受访问，也没能过街去向他表达他的景仰，只是像人猿泰山那样用双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对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师！”。海明威明白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就转过头来，举起手用卡斯蒂亚语像小孩子似地对他大叫：“再见，朋友！”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老实说，马尔克斯的这篇文章我是读过几遍的，但每次读都会有所感慨。如果说一开始，我是为马尔克斯这次奇妙的经验而激动，而后来我不禁想到，正是一次次这样的追寻与遇见——或是如马尔克斯和海明威般近距离的遇见，或仅止于阅读上的远距离的追寻——构成了伟大而坚实的世界文学的传统。记得有一次采访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他坦然道，自己读过鲁迅、老舍、沈从文的小说，因为他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所以也特别喜欢读茅盾的小说，比如《子夜》，因为可以帮助他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如其所言，我们是有必要看重文学这种不为专业拘囿的广泛影响的。而我在集子里收入傅高义，也因为我更乐意称如他这般的作家型学者为非典型作家，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缺少作为一个杰出作家所需要的想象力、创造性，还有简洁、雅致而精确的文笔。

诚然这本书已经收录了100位外国作家，值得我们阅读和学习的重要作家却远不止这些。我也着实为没能写自己很是心仪的另外一些作家，诸如伊斯梅尔·卡达莱、阿摩司·奥兹、若泽·萨拉马戈，乃至“大师中的大师”威廉·福克纳等感到抱憾。好在这些文字，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开放性。这一方面是说，那些依然在创作中的作家，还有可能写下更为重要的作品。而那些已然逝去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会以开放性的姿态，在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与研究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也因此，我不得不对早些年写好的文字做必要的修订——私心里，我其实怀疑有无必要做这样的修订，毕竟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于我而言，既无可能当它是攀登漫漫文学路的台阶，也无可能被当成是学术著作聊以为评职称或提高学术知名度之类的凭借，我却要投入不少时间、精力；于读者而言，倘是满足于浅层的理解，查阅一下百度百科就可以了，我何苦那么较真呢？但我一边心存疑惑，一边还是忍不住尽力修订了。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些文字里有意无意留下了一些线索——以我真实的感受，我写每一位作家，都像是走进了交叉小径的花园，我指的不是迷失其中，而是说每一条小径，都隐藏着通向别的作家的线索——让读者得以从收入集子里的作家“走向”集子以外的作家。比如，由库切可以联系到奥斯特，他们之间曾经有漫长的通信，后来辑成题为《此时此地》的集子；由哈维尔亦可推及同为捷克文学三剑客的赫拉巴尔与昆德拉，还有伊凡·克里玛；由桑塔格和波伏瓦，或可联系到阿伦特，三者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由奥康纳会联想到麦卡勒斯，她们是足以并肩的美国南方女性作家；从博尔赫斯小径出发，或可走向卡尔维诺，他们都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而从马尔克斯开始，我们也可以抵达卡夫卡和鲁尔福。早年，马尔克斯在阁楼上初读《变形记》时,就被那著名的开头慑服了：“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对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也使得他找到了为继续写作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不由感叹道，鲁尔福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

我当然不指望这部集子有着某种意义上的浩瀚，却也是怀了一点未必切合实际的奢望：希望读者读这些文字时，能滋长一点世界意识。任何一个作家，都既是自我的，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存在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作家所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诚如布鲁姆所说，创造力强的作家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创造，但他们有才气把前辈转化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并使他们部分地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事实上，他们还借鉴和转化同时代人的写作。所以，凝视这些作家，更当是一种世界性的凝视。也因此，我凸显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的一面，而不是作为加上了某一国家、民族的前缀的作家的一面。毕竟文学有着超越国家、民族的通约性，我们也会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在本国作家群里是“熟悉的陌生人”，却在国外，甚至是在别一个时代的外国作家身上，找到了他的文学知音。

而我说的“知音”，并不只是指的不同国别的作家在写作技法上相互借鉴，这还只是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我指的主要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一个有关作家怎样看这个世界，把这种凝视转化为叙述，从而让自己的写作在本质上区别于他人，成为独特的存在的问题。当我回看集子目录，不敢自夸取了多好的标题，它们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把这一百位作家的“世界观”给提炼出来了。我想，我们之所以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并不限于知识层面的了解，而在于读它们，对于我们是一种对照，也是一种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把这些文字当成一面镜子，镜子里映照出外国作家的身影，走到深处看到的，或许是我们自己的形象。

 

 

 

 

                          五

 

 

 

就像有朋友调侃的，把这些文字集结在一起，仿佛“成”了一本简明外国作家史，我却没按洲际或国别分辑。我有时想，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史，都不约而同写成了作家的国别史，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姑且不说别的，眼下全球化时代，一国之作家因各种缘由移居他国，并且改变国籍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他的写作却依然会涉及甚至是聚焦于母国，我们当如何来界定这样的创作？

因此在集子里，我依据这些作家写作的主要特质分辑。无可疑议，他们的写作是异常开阔的。有时单只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和范式。所以，这样分辑更多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不会是那么精确。至于我为什么把某一些作家放在这个篮子里，而把其他一些作家放在另一个篮子里，相信读者对他们的创作大致有了解后就能明白。如此一来，我再做点简单的说明就足够了。

简言之，所谓“回望”，指的诸如普鲁斯特等作家的写作就是一种回望，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日常”是说，像爱丽丝·门罗那样的作家聚焦日常生活，他们能从中挖掘出深刻的东西，并且还能从中升华出一些特别的意味；“即刻”取自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一个说辞，大意强调文学写当下，生活在当下。实际上他写的更多是历史题材，但谁能说历史就不“即刻”呢？岂不见今天发生的事情，有时想来不就像是昨天的投影？这个概念也让我想起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前言里提到的“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他说，这种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而很多写作，确乎是把一个个在自己看来有着特殊意义的瞬间无限放大，如此，即刻或说刹那也就变成了永恒；“行旅”言下之意，就是像勒·克莱齐奥这样的作家，喜欢四处旅行，他们的写作与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并且表现出“无国界”的特点；“越界”里收入的作家也关乎旅行，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由于特殊的机缘，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成了“越界”的移民，他们除了越界之外别无选择。

至于“介入”一词，显见地出自萨特的经典论述，他反对作家们为艺术而艺术，号召他们履行作为人的责任，通过写作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回答。收入这一辑里的作家们，也确乎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现实，也因此与生活之间多了点短兵相接的“火药味”，他们兼及个人化和社会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我们对现实政治，对世道人心的理解；“诗性”囊括的是纯粹的诗人，他们并不完全等同于作家，但我更乐意称他们为诗性的作家。因为以诗性的尺度衡量，有些所谓的“诗人”并不是诗人，有些不写诗的作家却是真正的诗人；“博识”里，如博尔赫斯这般的作家，毫无疑问也是博物学家，他们有本事把无比浩瀚的知识转化为美轮美奂的文学；说到“异数”，几乎所有的大作家都是异数，他们因创造性的突破让自己成了有别于大多数人的异数，而收入这一辑里的作家又因为他们难以归类和最具特异性的创作，让自己成了异数中的“异数”；而像马尔克斯这样的大作家，就更适合归入“综合”的行列了。他们精彩纷呈的人生，还有熔文学、哲学、科学等于一炉的创作，为我们铸就了大文学的殿堂。

不管怎样，这些重要作家，即使不说是给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开启了道路，也足以为我们撑起一片树荫。我们在树下漫步、行走，并不只是为了寻求荫庇，而是不断丰富我们自己，最终走向自由和理想的王国。感谢文学报编辑部同仁，他们一直关注和支持“环球”栏目，并为此倾注了智慧和心血。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黄孝阳和李黎，他们认真编辑、校阅，让这本书得以“绿树成荫”。

《诗经·小雅，伐木》有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这本我念及付出过不少辛劳不由敝帚自珍，且因为终于为它们找了一个“家”而心怀喜悦的集子，配得上读者的阅读，也希望他们能从阅读中有所收益。然后呢，然后当然不是谢幕，而是当你翻过书页，或合上书本时意犹未尽道：这家伙写的几位作家，有点意思。去找来读一读。再然后呢，什么都不必说了，不如现在就开始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