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文学的城市体验”，我们该谈些什么？这真不是个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话题。首先需要辨析的是，为何冠以“中国文学”的前缀？记得前年参加过一次会议，我以刘姥姥进大观园为例，对当下流行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并对割裂古今谈“城与乡”提出异议。当时就引来反驳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并不是陈焕生进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确实，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做比较不免草率。但观点分歧并不在于曹雪芹时代的乡有别于眼下的乡，而是在于他笔下的城不是现代化都市意义上的城。推而言之，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文学里的“城”与那时的“乡”，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时的文学谈不上有什么城市体验。照这么说，谈“中国文学的城市体验”，其实只是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体验。

要当真这么看，那无异于我们可以因此得出结论说，城市文学是有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对照才建构起来的概念，只关乎现当代，与古代无关。要再做下延伸便是，中国城市是对照西方文化坐标建构起来的产物，与传统中国无关。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站得住脚可以另说。我的疑问是，中国城市是否真能与传统中国切割，城市文学是否真就与中国传统文学无关？答案是不能。打个简单的比方吧，中国现代化大都市看着特别光鲜，像是平地起高楼或是完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谁能说现代城市的内核，已经完全脱离开乡土中国的深刻影响了？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们谈城市体验，归根结底是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体验，那城市原住民或从乡下进了城的新城里人，与乡下人会有怎样本质的不同呢。毫无疑问，在生活形态上是会有很多不同，但要说在根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你要深入了解，或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大不同。乡下人进了城不见得就彻底“洗心革命”了。而眼下资讯发达，年轻的一代无论生活在城里还是乡下，都表现出来更多的趋同性。要再放宽视野，我想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农业社会的框架，那么从中国人深层的心理沉淀来看，城市人的外表再城市，骨子里却可能依然深藏着一颗乡村的魂。这些都在提示我们，应该把城与乡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把握。

所以，放到中国的语境里，我觉得城市文学主要是一种概念上的界定，很难说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而眼下城市文学失之于单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书写者对“城市文学就该是怎样”的想象和设定。这么说是因为，读眼下很多城市文学作品，常常见到的都是些红男绿女，出入于高档场所，说一口前卫的城市话，做着城里人的体面的工作。但实际的都市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看未必。现在的都市白领、都市精英，有不少有乡村生活经验，他们的父母辈，或更早的祖父辈，说不定都是乡村人，更何况就像俗话说的，皇帝都有三门子穷亲戚，你作为城市人，平日里交往的，也不见得都是清一色的都市人吧，你去个菜场都会碰到很多乡下人，但很多作家只是给你看有清一色城市人的城市。所以，很多真实的体验，就以“城市就该是怎样”的名义给缩略了，给删减了。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作品的价值，但这样的描绘和体验，受制于“城市就是城市，乡村就是乡村”的一元论，或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它不够开放，也不够宽广，没能展现丰富混杂的城市体验，它把一些真实的体验给虚化了，把一些复杂的体验给简化了，把一些具象化的体验给寓言化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特别赞同引入“中国文学”的框架来讨论城市体验。因为“放宽历史的视界”，把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等古代文人的城市体验，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的城市体验，与当下书写者正在进行中的城市体验贯通起来，或许会让我们对城市文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象，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样一种贯通，对当下城市书写如何从同质化、模式化的窘境中突围而出或许会有启发。另外，西方城市书写的经验当然要吸收、转化，但要只是步其后尘，难有创新，更谈不上什么超越。而要多了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维度，我们得以从传统中吸取资源，或许会催生城市书写的中国式创新。当然具体到写作，我觉得要写出独特的城市体验，还有赖于我们对谁在体验城市，该怎样体验城市，获得的又是何种城市体验等，要有清醒的认识。

说到谁在体验城市，更像是个伪命题。我们不说也知道，就文学而言，我们能看到的城市体验，自然是众多写作者诉诸文字的体验。问题在于是哪些写作者，提供了我们看到的体验。就我有限的了解，相对成气候的城市文学书写者多是专业作家、文科毕业生、杂志编辑，还有文学爱好者等。应该说，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城市体验，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经验和视野还是有一定的趋同性，这就不难理解，城市纷繁复杂，不同的写作者呈现出来的城市体验何以有很大的趋同性。相比而言，倒是近年出现的一些行业小说，特别能吸引我们的眼球。因为这些行业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经验。但这样的写作凭借写作者的经验，而一己的经验总有被耗尽的时候，所以缺乏可持续性。而卓越的写作者之所以卓越，就在于他有很强的同化或转化的能力，能突破行业或个人经验的局限，把各种各样的经验融会贯通，为读者开启一个独一的，又带有整合性的视域。应该说，城市因其本身的五光十色和包罗万象，尤其需要这样的视域。只是，当前的大多数城市文学书写者，缺少这样的穿透性和概括力。

当然了，这种欠缺一方面是因为写作者欠缺能力，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写作者的观念。打个比方说，当下有抱负的作家，一般都希望能通过写像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这么一块邮票大的地方，来写出一个阔大的文学世界。要是写有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乡镇，这自然是合宜的，但对于城市写作却是枉然，因为城市时时都在变化，有很强的不稳定性。由此，我想到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的写作观。他从小在纽约长大，在那样一个变动不居的地方，事物永远在变化，它不会给人以一种永恒的感觉。多克托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像福克纳那样，去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域，而主要处理的是不同的年代，他说，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我想他可能提供了一种城市书写的方法。如果能从历时性角度来对城市体验加以梳理，从而来直面和书写城市无时无刻经历的深刻变化，或许会是一条更好的路。

另一方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当下作家写城市，会不可避免写到城与乡的冲突与融合。就我的阅读而言，大多数作家都不约而同强调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冲突，并因为这种冲突，对失去土地后不得不进城谋生的农民工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情。这种同情本身应该说没什么问题，农民工进城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与挫败，他们的经历必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之余，作为一个写作者，是否还需要跳出来看问题。我记得评论家陈福民说过一个观点，他批评当下相当一批写作者，在处理城乡对立的问题上，他们体现出的道德情感和得出的道德结论非常陈旧。他们特别愿意写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道德崩溃，城市生活造成农民失去土地，造成乡村生活的崩解，这是事实，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事实，但一个写作者要主观认定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工进城是一个历史的灾难，他们的历史观就显得过于陈旧了。因为从长远看，这很可能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一个作家既有微观的书写，又有宏观的观照，才有可能真正写出城市生活的复杂性。

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大量城市写作呈现的城乡冲突，是否体现了全部的真实？答案也是否定的。举一个我自己生活中碰到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小区里，经常会看到几个拾荒者，我不确定他们是本小区的居民或租户，还是从外面浑水摸鱼进来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小区雇佣来的垃圾清运工。有时，从我家的阳台上看到他们在捡拾垃圾，我妻子常会感叹，他们的生活有多么不易，每次看见，她都要特别关照我，扔自己不用了，但对别人可能还有用的东西，就放在垃圾箱旁边，要是倒里面有打碎的玻璃或碗片的垃圾，就要用厚的垃圾袋并扎好袋口，她担心那些拾荒者捡拾丢弃物时，会因为我们一时的疏忽扎伤了手，我当然是赞同，并且一一照办的。有一次，我们出门散步，正好看到其中一个老人在垃圾箱里捡拾垃圾，我妻子就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带个手套。他回说，没事，皮厚实呢。她又问，大清早地，很多东西都被运走了，捡不到什么好东西。他回说，家里待着没意思，就捡着玩。他的回答让我们一时回不过神来。等他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开，再回想他穿一身正装，是那么红光满面，那么精神焕发，你可以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而不是要面子找出来的托辞。再回想，他和我们聊天时，把手搭在垃圾桶上，就像一位绅士把手倚在吧台上，尽情享受他的休闲时光，真是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城市里的拾荒者大多都这么惬意。只是想说，如果只是一厢情愿认定他们就是这么辛苦，这般被城里人歧视和压榨，并因此仇恨城市，那你的理解很可能是简单、片面的。而且农民工在城里生活也并不总是那样愁容满怀，怨天恨地，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候。而且他们有时也会得到城里人善意的关心。所以，打工文学里刻意强调的卑贱和苦闷，也并不能涵盖农民工生活的全部。也因此，城与乡固然有很多的对立冲突，但我不能不怀疑，有些对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出于迎合现实政治和读者的需要被我们加深了。

再回到我在开篇提到的《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例子。我读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在刘姥姥身上，为何看到的多是她的好奇，她的开放，她对城里的新鲜事物没有排斥，也不觉得是一种压迫和负担，我们在她身上也看不到城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是一种喜剧性的张力。而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恰恰是《红楼梦》这个大悲剧里，最有喜剧性的篇章。这就得回到开篇的讨论了，曹雪芹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农业中国，还没太多受到商业文明的冲击，更不要说受工业文明的影响了。但我要说，就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而言，那时的城与乡，或许没那么大的区别。但就城市对人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冲击而言，或许跟现在还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还有不能不看到的是，如今城市与乡村，在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上也是越拉越近了。这么说，是因为在当下这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里，城与乡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在这种变动中，城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或许依然巨大，甚至变得更大了，但在眼界、思维及精神结构等方面的差距实际上已经大大缩小。电视、网络的普及，使得城市与乡村差不多能同步获取信息。试想，在乡村或是小镇，看着电视、网络长大的一代，天天能在荧屏上，或电脑显示屏上看到城市的景观，当他们有一天来到城市，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城市一无所知，并感到那么大的反差吗？所以，曹雪芹时代和现在的城与乡，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换了个布景，从农业文明换成了工业文明。他的写作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在于他眼里并没有先入为主的城与乡贫富差距何其巨大诸如此类的概念，他只是服从于表现人性的需要，他还颠覆性地让刘姥姥在最后成了一种拯救的力量。

现在可以来谈谈写作者该呈现何种城市体验了。我最近写了一篇题为《图中有“景”》的短文，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提出异议。因为读大多乡土作品，给我的感觉是绘了一张张图画，但没有刻画出图画后面的景深，所以是有图没“景”。因为单就画图而言，非虚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胜任，并且能写得更为真实，更为精准。读眼下城市文学作品，很多时候同样给我这种感觉。当然相比而言，无论是对于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因为城市体验不可避免的碎片化和非连续性，给城市绘图已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绘出城市的景深就更难了，难就难在这要求写作者既能深入城市的细部，又能从中跳出来获得一个俯瞰的视角。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在摩天大楼底下行走，难得走到顶上或地底下去放眼整个城市。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归结到一点，就是赞成把城市体验放到“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框架里来谈。眼下我们都在强调作家要写好中国故事，写好自己的时代，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没必要太过强调中国怎么特殊，我们这个时代怎样前所未见，就像我不赞成把城市体验当成当代人独有的经验。因为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作家其实可以超越时代来写他的时代，像《红楼梦》《百年孤独》这样的著作，实际上都没有指明具体的时代，没有具体的时代，你可以说它们写的是所有的时代。因为，要只是在“前看得见古人，后看得见来者”的逼仄的时间里感受，你的想象将是非常局促的，你的写作会是没有历史感、时间感的平面的写作，是不可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

所以，我们有时真需要从这个时代的迷雾阵里突围而出，来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性，又有着怎样丰富而复杂的表现。时代或地域，说到底都只是人性的背景，精神的背景。诗人、作家的责任，就像福克纳说的，就是要书写这种精神。打个比方说，鲁迅是乡土小说的首倡者，他的小说也居多写的乡村，但他最主要的贡献，恰恰在于突破了乡土小说的藩篱，他写出了乡土中国的精神和魂魄。城市文学同样如此，我们固然要给城市赋形，但更重要的是，赋予其精神和魂魄，只有这样，城市文学体验与书写才会走向“诗与远方”。

(刊于《福建文学》2017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