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有一天去了另一个世界，最想把哪本最钟爱的书带走？翁贝托·埃科回答说，他可能带上的是《玫瑰的名字》，不是因为钟爱，而是因为讨厌。他写了这么多书，人们说来说去就是这本，因为不断有人提，他不想听到有人再提了，但他不能不说，他所有的名声都来自这本书，所以如果只能带上一本，他一定得把它带上。

或因如此，在埃科逝世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虽意在推广埃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试刊号》，却选择“以玫瑰之名”来纪念他。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次采访中，埃科还给采访他的记者，看了一本他最想给读者看的书，一本还只是一张张白纸的书。他诙谐地说，他还没有写的这本书，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那时，他多半不会想到，《试刊号》成了他的“天鹅绝唱”。

埃科式的反讽于此可见一斑。在《试刊号》中文译者魏怡看来，这位充满智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人对事总是持一种善意嘲笑的态度。“他生前的留影也大多是微笑的，毫无疑问是智慧的微笑。”而《试刊号》，某种意义上也是埃科和大众媒体开的一个并非恶意的，却是力度很彻底的玩笑。

小说故事背景设在1992年的米兰。主人公科洛纳和其他几名记者一起，受雇于一份正处筹备中的报纸《明日报》。他们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造出一份模拟的“创刊号”。但在实验过程中，种种现实却不容置疑地跃入眼前。“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某天早晨，提出这惊人假设的记者惨遭杀害。实际上，这份报纸不过是用以煽风点火、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意大利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虽然故事发生在遥远异国的90年代，但读者自会会心地意识到，小说里的描述同样照见当下新闻业的种种弊病。诚如书评人btr所说，在某一刹那，我们仿佛借由小说进入了时空隧道。“今昔对照，你不由会怀疑埃科其实活在2016年的中国。他是那个揭露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

某种意义上说，埃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博学通识，让他得以看清假相，并且把假相产生的过程揭示给你看。埃科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符号学家，这一身份使得他洞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隐秘联系。在btr看来，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就是在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被炮制出来的，埃科要告诉读者新闻业里是怎么操作阴谋论的。“所以，读这本书有点像我们看拆西洋镜。对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魔术的人，他会警示说，你看到的只是幻觉。而即使你知道自己看的是魔术，你可能并不清楚这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埃科给你揭示了这个过程。所以说，在真假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时候，埃科不仅让你意识到有些看似真的东西，很可能是假的，他还告诉你怎么来辨别真假。”

显而易见地，透过小说的背面，你会发现，埃科不只是停留对新闻业的批判，就像该书编辑李月敏说的，在《试刊号》里，真相是什么无所谓，新闻本身并不是问题，权力才是。而生前接受NPR电台的连线采访时，埃科也表示，这本小说触及了现代人的道德问题。埃科说，过去三十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听闻之后却仍然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而不是哪里发生了爆炸，或者死了多少人。“要知道，现在的媒体其实有些病态，周一我们读到的新闻，到了周二我们就已经忘了。这确实是悲剧。新闻并没有像它应当做的那样影响我们。”

要从戏仿式写作的角度理解，揭露新闻业弊病的小说，理当像新闻一样往“精简”里写。当然，埃科把这部小说写得前所未有的短，也很可能只是他有意改变一下风格，他一改过去“大笔墨描写秘传、谜题或者文字游戏”的手法，脱离中世纪厚重历史与符号学的冒险，仅用短短两百页篇幅，就生动构建了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在评论家王宏图看来，像埃科写的《傅科摆》这样的小说，事实上也可以删减成《试刊号》这样的篇幅。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删减的部分是注水的内容。以魏怡的理解，埃科注入的不管是知识，人生体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趣味，都是有营养的。“这些东西，你读起来可能觉得没单纯读故事那样痛快，但读完以后，你会享受到各种欢乐，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这些收获里，更是包含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回味。王宏图表示，读埃科的作品，你会觉得跟美国一些作家，尤其是丹·布朗的作品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写的悬案，都包含了诸如圣殿骑士这样的内容，但他们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丹·布朗你看完一篇，不会再想看第二遍。但埃科的作品却会引你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总是有很多让你回味的地方。”

事实上，埃科生前就经常被问到，《玫瑰的名字》相比《达·芬奇密码》如何，十年前访华时，他又被问到这个问题。艾柯回答说:“这不是问孔子和米老鼠有什么不同吗？丹·布朗写小说太认真了，在我那儿，也许有的只是些符号。”

    但埃科写小说一样“太认真”，不同之处只在于是不一样的认真。而他说的符号，显然是有所指的，他或许真正在意的正是符号背后的东西。在《玫瑰的名字》初版时，意大利出版方一度想删掉开头的历史部分，但遭到埃科反对。他说：“修道院通常在山的高处。我希望读者能经历和我一样的磨难，直到爬上山顶。如果他们不愿这样，那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

正是在这一点上，《玫瑰的名字》中文译者沈萼梅表示，和别的作家比，埃科的特别在于他维护了文人的尊严。“文人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非为了迎合谁，或者得到什么。他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来表达他的理念、宣告他的价值观。”有意思的是，小说名为《玫瑰的名字》，“玫瑰”只在书里出现了一次。翻译时沈萼梅甚至把书名抛到了九霄云外，译完才意识到这本书叫《玫瑰的名字》。

    倘使做点符号学的猜想，埃科在48岁的年龄，发表了平生第一部小说，取了这样一个书名，或许是暗示了一点什么。就像沈萼梅说的，世界上天地万物，留给人类的、历史的，不过就是个名字罢了。人也好，事也好，再伟大的最后留下的都只是名字而已。《玫瑰的名字》里写道：“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在纪念埃科逝世周年之际，或可告慰的是，埃科毕竟以“玫瑰之名”，在世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还有远要比他生命久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