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信佛的年轻作家，怎么就写了一部有关信佛的长篇小说？这看似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汪曾祺不信佛，不也写了《受戒》？他要信了佛，反倒有可能写不出这般有声有色的小说了。再说了，一个即使是没真正谈过恋爱的作家，也完全有可能写出一部不错的恋爱小说啊。凭什么事关宗教就得是例外？

但你要当真一点都不觉奇怪，至少是表示出那么一点点好奇，那只能说你有太强的钝感力了。要知道，宗教毕竟不同于从经验到经验的谈恋爱，它涉及超验的维度。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要是对它没有理解，宗教对你来说就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玄而又玄的另外一个世界。再说，设想一下要是把《受戒》扩展成一个十万字出头的长篇，即使对汪曾祺这样的文章高手也会是不小的挑战吧。

话说回来，要把信佛这事想得太玄，那你又是走入另一个极端了。因为信佛，不会都是玄奘那样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求取真经。这就好比你喜欢读书，你尽可以当个普通读者，而不必追求成为大学者。虽然面对同样一个事物，在达到什么境界上会有高下之分，但不论读者，还是学者都可以投注同样的热情。而中国式的“出家”，居多是普通人由心而发的一种寄托，一种倾情。如此，所谓出家，更像是回另一个家。所谓皈依，更像是逃离，而且有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逃离。

这就能理解为何不信佛的张忌，能写出《出家》这么一部小说了。而能写出，也不代表容易写。要我说，张忌选了一个讨巧的题材的同时，实际上也选了一个有难度的题材，难就难在里面的主人公方泉，本就一俗人，你甚至不能说他有多少慧根，他怎么就由最初的迫于生计做空班，到最后真正出家了呢。他怎么就能由懵懂到慢慢开悟，到进入那个超验的世界了呢。那自然是因了很多机缘的，而这些机缘又几乎都是由现实推动的。你要仔细感觉，方泉的出家一直有那么点被动的意思，到末了才像是灵机一动似地主动了起来。而他的主动，还多少源于曾作为他的阿宏叔的护法，而后又选择离开他的周郁的推动。要知道，正是阿宏叔有意无意引领方泉进入了佛门世界。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一点反讽的色彩？

反正方泉就那么顺理成章地出家了，他广净师父的法名都是自己给自己取的，像是有那么点儿自我“加冕”的意思。不能不说，这顺理成章里，蕴含了张忌的真功夫。他梗着劲儿，把“出家”这么个有点神秘，也为一般人抗拒的事，写得这么日常，因为太日常了，打破了你对传奇故事的奢望，你甚至会感到有点失望。但你不能不承认，或许中国式的信佛就这么日常，日常到让你感觉，只要在哪儿顺路拐个弯，你就能到达那信佛的所在了。

还真是说准了，方泉最后出家的寺庙，离他俗世的家确乎没有多远。我想起霍桑写的一篇小说《威克菲尔德》，说的是一个叫威克菲尔德的男人，有一天离家出走了，他在离家很近的街上租了房子，这一住就是二十年。然而有那么一天，他晚上不声不响踏进家门，像是从来没离开过家。我想，方泉出家了，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也因为某种机缘，一声不响就回家了呢。这事我说了不算，张忌说了也未必能算，还是留给你自己去想象吧。

附：

听大家发言，引发了我特别的好奇：一个不信佛的作家，怎么写了一部有关佛教的小说？这咋一看不是什么问题。比如，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作家，完全可能写出一部不错的恋爱小说。但写《出家》这样一部小说是另一回事。因为只要是宗教都涉及超验的维度，这不同于从经验到经验的谈恋爱。我们知道，超验的事物一般都带有神秘色彩的。你要不了解、不理解，对于一般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拿到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张忌选了一个高难度的题材，难就难在怎么写出一个俗人从迫于生计做空班到最后真正出家的转换过程，而方泉甚至不能说很有慧根，他的出家更多是各种因缘促成的。还有难在怎样让一个俗人由懵懂慢慢开悟，从而进入那个超验的世界。总得说来，张忌处理得很好。我的一个感觉，方泉到最后是顺理成章地出家了，但促成他出家更多还是出于现实的推动，而不只是他思想的顿悟或什么，而且设想下，如果不是周郁的支持，方泉的出家是不是还会那么顺理成章？这么一想，你会觉得方泉即使出家了，实际上离俗世生活也没有多远。正是这一点，使得张忌方便从日常的角度去写方泉的“出家”。毫无疑问，他写出了一种普遍性，中国式的“出家”大抵如此。但我又感到一种不满足，小说即使写到了佛性，但这个佛性充满了与俗世的纠缠，而宗教意义上的更高的佛性，实际上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容。如果小说能够对超越日常之上的宗教性或神性的事物有一种叙事层面的“探讨”，或许会更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更为复杂的课题了。

刚才很多专家都说到了节制这个词。这的确是这部小说一个很大的叙事上的特点。而且可以说处理得很成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张忌有意为之的节制，小说读下来，我跟大家一样有一种平静的感觉，读到最后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但对这种平静，我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方泉真可以这么平静地出家吗？当他开始有内心挣扎时，总会有某种因缘让他适时地平静下来。所以，我会觉得经历过某种挣扎后获得的平静会不会更有深度？而这样的叙事的节制，在某些地方会不会少了那么一点点张力？再有，我们刚也说到小说的举重若轻，这个轻，是相对于重来说的。要是重不成其为重，那轻就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轻了。所以，怎么以轻来写出重的感觉，特别考验作者的写作功力。再有，我们也说到这部小说承袭汪曾祺的《受戒》，那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把《受戒》扩写成《出家》这样的长篇小说，汪曾祺是不是还能那样一味的云淡风轻？那该是换一种写法了。在这些方面，这部小说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其实，我倒觉得我们无需特别强调节制，因为写小说要节制，差不多已经成了很多写作者的共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情愿有些作者不要写得那么节制，该有戏剧性的时候，不妨戏剧化一点。所以谈《出家》，我更愿意谈它有怎样一种可贵的平衡感。因为，青年作家写作有一个普遍的特点是，喜欢剑走偏锋。但这个小说没有，如果说有那么点点剑走偏锋，就在于它写的这个题材的确有点偏，有那么点点歪打正着的意思。但从整体叙事上看，小说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保持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平衡，包括虚与实、快与慢、传奇性和日常性等等。唯一让我感到有缺憾的是，人物关系之间似乎不是那么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家》是一部以“我”为中心的小说，小说呈现的世界，也会从“我”眼中看出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别的人只是促成我“出家”这整个过程的元素、因子或是“过客”。这样，叙事的维度让人看起来有点单一。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我”的视角能更丰富一些，是不是小说会更丰富，更能体现佛家“众生平等”的理念，也更能体现“出家”这么一个主题？

所以，总体说来，这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同时也是值得从各个角度做出探讨的小说，我们会从中获得一些好的教益。

       （《出家》作品研讨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