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行的标准，还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没写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批评文章。要说我写过，那从形态上讲，我写的更偏于媒体批评，属于刚才王春林老师说的多元批评形态里的一部分。另外做得比较多的是对话访谈。这一方面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我喜欢阅读、写作，在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我会把它们融入到采访里面。说起来，采访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但或许是我的提问，有些近乎于古已有之的点评，有不少人也把它们归为批评。

       由此想到，读金圣叹、脂砚斋这般的点评本，我们会看到正文与批评融为一体。这倒是提醒了我，实际上写作与批评不见得是我们眼下强调的那样分裂，恰恰相反在根本的文学诉求上，可以说是相一致的。来开会的路上，我在读阿来“山珍三部”里的《蘑菇圈》，巧合的是，刚拿到《上海文化》，一翻就翻到程德培老师写阿来“山珍三部”的评论《文化和自然之境》。之前，也陆陆续续读过程老师一些文章，除了对他思辨性很强的论述感兴趣外，还特别喜欢他引述的文字。他有很好的辨别力，总是能把某些文章或著作里很有意味的句子给摘出来。我翻这篇文章，就读到了几句有意思的话。这里面写道，阿来做过一个演讲《人是出发点，更是目的地》。我没读过阿来的这篇演讲，但喜欢这个题目。我觉得这句话对写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现在很多作家写小说，特别关注社会表达，给人感觉，他们要做当代社会的书记官，要为时代立言，这些作品通常有很大的时间跨度，要是写当下，会融入很多社会新闻。我觉得这挺好，不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关注社会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人本身。

最近，我跟阿乙作了一个对谈，他说，写小说就是对人下一个定义，这个观点对我有启发。我觉得写作不管写什么，出发点和目的地都应该是人，而不是社会、时代或别的什么东西。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人在做批评，是“我”在做批评，做的就该是有“我”的批评，文章里自然会融入“我”的思想和感情，“我”的感受和理解，“我”的立场和判断，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读到的批评常常是“你”的批评，或是“他”的批评，里面最缺的就是真性情的“我”。另一方面，我们批评的对象是具体可感的作家作品，是活生生的东西。要是把批评当成类似“尸体解剖”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想想都很可怕。但你的确经常会读到这样让人敬而远之的批评文章。所以，我们都得提醒自己，无论写作也好，批评也好，都是为了人的写作和批评。

        在程德培老师的文章里，我还读到一句话，是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零零八年度杰出作家奖”给阿来的颁奖词中的一句，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在地上则会面临被淹没和瓦解的命运。”如果做狭义的理解，我觉得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能总是聚焦于地上的事物，有时也要仰望星空，对世间万物有形而上的关怀和理解。因为，要对着地上发声，声音就局限于方寸之地，而对着天空发声，则会有更大的回响。那么，对于当下的写作都不用说什么了，形而下的表达俯拾即是，形而上的关怀确是少见。而像契诃夫那样在形而下的表达里，总能写出形而上的关怀的作家，那就更是少见了。

当然了，我们说的形而上并不是要求作家在写作中说些思想、信仰之类大而空的词汇。我倒是觉得，这主要体现为写作者的修为，要写作者内心里有这个东西，他又有能力表达出来，那小说里、文章里就有了这个东西。要是他的修养没到，即便写出来也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写批评同样考验作者的修为。举个例子吧，现在说到批评，会说别林斯基或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未必是说别林斯基写得怎么样。老实说，我读过一些书，对别林斯基这个人多少有些了解，但至今也没读过他任何一篇批评文章。我相信很多人，包括做批评的人未必读过。但我们还是会赞赏别林斯基式的批评。原因无他，我们赞赏的是他那种批评的精神。他做的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的批评。相比之下，现在充斥文坛的恐怕更多是充满市侩和市井气息的批评。

当下批评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唯有有理想、有信念的批评，才会让声音去到天上，成为大声音。在地上，恐怕声音刚说出口就已经被淹没了。回到“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这个题目，我想说，无论对写作也好，对批评也好。我们都要以人为中心，用我们真实的力量，让人的声音去到天上去，成为大声音。

（“写作艺术与文学批评”论坛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