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图书确乎是越来越红火了，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虽说在网络普及之前，博物学是普通百姓千百年来实际依靠的基础性学问，也是人们借以感受、了解、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方法。但进入互联网时代，博物学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既然相关知识和资讯都能在网上找到，读者又何必再去买这样的普及类图书呢？如此，博物学看似成了陈旧的、过时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只配被当作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只有小朋友才感兴趣的小儿科。

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每有相关图书出版都会引来关注。即以商务印书馆近年出版的博物学图书为例，此类图书不止畅销，还屡获业界好评。2013年《发现之旅》获得文津图书奖，2014年《看不见的森林》、2015年《草木缘情》均获得了年度中国好书。近期，该社于上海书城首发的“博物之旅”系列丛书之《发现最美的鸟》《发现最美的昆虫》，更是获得莫言、范曾、杨振宁等社会名流鼎力推荐，其所能引发的后续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要从大的时代背景看，不难理解博物学图书何以畅销。恰如有评论所说，现代文明社会，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资源问题日益突出。这个时候，靠单一学科的发展已经无法解决上述困境，因而需要对问题进行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宏观的而非更深层次的阐述，从物种的联系和自然的秩序这个角度进行思维，进而考虑并处理问题。而从国内的情况看，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绿色生存等等，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由此，从自然到学术，重建博物学、复兴博物学的呼声日见高涨。从这个角度看，商务印书馆创立博物学品牌，就像该社总经理于殿利所说，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事实上，出版博物学图书，更可以说是对西方出版界出版博物艺术的“急起追赶”之举，诚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所说，西方出版界在博物艺术方面比中国先走了几百年。丛书主编薛晓源介绍说，在《发现最美的昆虫》这本书里，他专门选了《中国昆虫志》，也包含了这样的深意。“1792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中国拜访乾隆皇帝，想和中国搞好贸易，结果铩羽而归。但他带回了很多珍惜文本和标本，有英国博物学家就根据这些标本和文献写了一本畅销书叫《中国昆虫志》，在1798年出版，在英国国内引发轰动效应。”同时，博物学图书蕴含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2010年，19世纪博物学大师奥杜邦的一本画作，就被拍卖到了1150万美元，创造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印刷书的记录。

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商务印书馆早在100年前就开始重视博物图书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博物类教材也有普及读物，不仅有专著也有辞书，此外，还引入了一些国外的博物学名著。可以说当时的出版，是一种成体系的、有系统的出版。以《动物学》（黄英译）、《植物学》（杜亚泉译）、《地质学》（包光镛等译）为代表的教科书，便是当时最新、最好的博物教材译作；作为最早的现代专科词典，中国科学界的巨著《动物学大辞典》（1923年出版）与《植物学大辞典》（1918年出版），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普及读物与学术名著方面，早在190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普通博物问答》一书，这应该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博物普及入门读物。但是最有名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小丛书”200种，丛书除了原创作品外，还部分收录了日本的博物学作品，如《化石人类学》《海洋》等书。这些小丛书的出版，把科学普及特别是博物类的普及推向了一个高点。此外，作为博物实践和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该社还推出了胡先骕的《中国植物图谱》第一卷（1927），周建人的《无脊椎动物图说》（1939），沐绍良《鸟类图》（1937）等数量可观的图谱手册。

虽然如此，博物学图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比较沉寂的，似乎在突然之间引发如此关注，也促使人们再度反思该从什么角度认识自然，认识万物？于殿利认为，说到根子上，还是要从人这种特殊的属性来认识。“人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它的自然性，一方面是它的社会性。人天生就有亲近自然的本性，因为人就是从自然脱胎出来的，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本身并没有生命，只是因为有人，它才与生命相关，它才有了灵魂。”

在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看来，博物学图书不仅引导我们感受、观察、探究鸟兽、草木，也让我们与大自然对话。“就拿《发现最美的鸟》里的绘画来说，

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博物馆意义上的鸟的标本，一种鸟的知识。这本书以其精美的博物绘画，把鸟还原为鲜活的鸟的世界，鸟语花香的世界。”如其所言，博物绘画所带来的美感呈现给了我们丰富的感知、鲜活的经验、自由的世界、和谐的意境。正如有评论所说，在这个千面一孔、万象一致的机械复制时代，在数码相机一统江湖的时代，这些人工手绘的栩栩如生的博物绘画也许在这个日益单向度的世界里，如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夜空的每一支火柴那样，在漆黑冰冷的深夜里带来一小片亮光和些许的温暖。

按说这本该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普遍患有自然缺乏症的当下，这样的“亮光”和“温暖”，在文学里也竟变得奢侈了。其实，文学和博物学的关系，在有些作家的笔下，可以是非常紧密的。主持人曹可凡举例说，要没有十月革命，纳博科夫也许就是昆虫学家。“他当年在剑桥三一学院，学的就是昆虫。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捕捉蝴蝶，由他发现和命名的蝴蝶就有20多种。他去世以后，把自己收集的4000多个蝴蝶标本赠送给哈佛大学。有人做过统计，他在作品当中提到蝴蝶就有500多次。”

此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丛书写推荐语：“鸟兽鱼虫是人类的朋友，亦是科学艺术的源泉”，也可谓他的夫子之道。他在很多作品里都对大自然有着丰富的呈现。在小说《丰乳肥臀》里，他对鸟类的描述，诚如薛晓源所说的那样细致入微。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博物学方兴未艾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回味很多年前歌德说过的话：“我要展现我看到的万物的芳姿与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