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多克托罗一直抵抗历史小说家的标签，虽然他的小说大多以美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作为背景，但多克托罗有自己的理由，他坦言，如果说他的一些小说写到了什么历史背景，那只是纯属偶然，有什么小说不写到一定的历史背景呢，小说不都是写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止于此，多克托罗似乎有意要与恒久的历史唱对台戏，他喜欢把自己当作一名“即刻”作家。

当然这只是戏言。多克托罗更可以说是美国国民作家。在美国文坛，他是与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等当代大师齐名的文学人物。他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最有才华、最富于创造性的作家，他长达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为他包揽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他也是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鉴于多克托罗之于美国文坛的重要性，有出版社在其代表作《大进军》的扉页上一言以蔽之：“E·L·多克托罗是一个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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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克托罗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小说家，但他写得最多，产生最大影响，且最为人熟知的，确是他的历史小说，他的作品就像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如时间胶囊一般封存住美国历史的不同切片：《拉格泰姆时代》中五光十色的20世纪初叶，《世界博览会》与《比利·巴思盖特》中的1930年代，《大进军》中的南北战争……

不可否认的是，多克托罗写历史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他成长的背景使然。他1931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在纽约长大，他的好几本书都设定在纽约，但他从不觉得纽约是他写作的“地域”，自然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像威廉·福克纳或薇拉·凯瑟那样的“地域作家”。

这是因为在多克托罗看来，纽约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地方，事物永远在变化，你每一次转身都会有一幢旧楼被拆掉，一幢新楼拔地而起，每一个代际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移民社区扎下根来，它从来不会给人以一种永恒的感觉。而那些有着浓厚地域色彩的“南方作家”、“西部作家”，他们的写作却都依赖于一个地方所提供的稳定性。以此看，多克托罗书写纽约，处理的主要是不同的年代，更甚于一个固定的地点，正因为此，一段历史时期之于他，恰如一个地理区域一样能成为他很好的构建小说的支点。他说：“福克纳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块地，而我则有20世纪的某个10年，它会给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提供边界。”

然而多克托罗孜孜以求的却是打破边界，即使是被视为其童年回忆录的《世界博览会》也不例外。小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为背景，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居住在纽约的犹太移民第三代，主人公埃德加以孩童的视角描述了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与事，描述了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空前盛况，记下那一时期纽约社会生活和犹太家庭生活的实录。有意思的是，除自述外，小说还穿插了母亲罗兹、哥哥唐纳德、姑妈弗朗西斯的叙述。虽然多克托罗用了这些亲人的声音，就像是他做了关于他们的口述史记录一般，其实这只是他的虚构。

而口语体恰是多克托罗的擅长，他在小说里把各种声音组合在一起，用意不只是为叙事进程提供某种节拍或者延宕，更是意欲在当今机械复制的时代复兴传统的“讲故事”的技艺。当然，多克托罗并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他在文学实践中往往故意打破文类界限，将成长小说、自传、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等融于一体，他还故意打破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将多声部叙事、悖论、戏仿、拼贴等后现代派写作技巧灵活运用于小说，如此他又被称之为后现代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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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据此以为多克托罗甘愿被戴上“后现代派作家”的标签，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戏谑道，自己不知道这派作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不仅不把自己归于此列，他也不认为他的前辈约瑟夫·海勒是后现代派作家。在他看来，海勒在小说中首创性地用荒诞手法揭示美国空军内部争权夺力、上级压制下级等腐败现象，无非是故事情节发展使然，而他采用许多后现代派写作技巧，也只是为了小说叙事的需要。

事实上，多克托罗如此辩解，不如说是为了“越轨”的需要。他很早就意识到，想要当一名好作家，就必须要有一种“越轨”的感觉。而只有敢于蔑视规则，挑战礼法，他才能在不受束缚的自由中找到真理。“如果我在‘越轨’，这意味着我的思想是自由的，只有拥有这种感觉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写作是成功的。”

上世纪50年代，多克托罗自部队退伍后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了审读员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大量读书，看看有没有可以被改编成电影的故事。当时西部片非常流行，所以他需要阅读大量西部类型小说，并为公司高层撰写评估报告。在此过程中，他产生了写一部关于西部小说的反讽之作的想法，并以此写了一个短篇，他的上司读过后，认为这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建议他不妨扩展成长篇。他照做了，有意思的是，写着写着，小说就越出了原有的轨道，他没法再以原先准备好的廉价材料去炮制一部俗套的商业类型小说，他必须努力写出一部真正值得阅读的作品。这本最初的“越轨之书”，即为《欢迎来到艰难时代》。

小说出版后获得成功，不仅让多克托罗坚定了自己当作家的信念，也让他在“越轨”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历史小说中，将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混合在一起,或展开恢弘的想象，构建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故事；他在纽约系列小说里，让半自传体的“我”，在他笔下真实的纽约社会里自由穿梭；他不仅在写作方法上会“越轨”，他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是喜欢“越轨”的人。他们过着某种极端的生活，或是处于文明的边缘，而多克托罗的奇崛之处，就在于他能经由自己的笔，让这些边缘人物焕发出神话般的夺目光彩。

他根据一则真实报道写成的长篇《纽约兄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事的起源很简单，一对古怪的兄弟在大都市过着隐居的生活，去世时却成了报纸头条，因为他们家里的每个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一生收集起来的东西。多克托罗一直不能忘记这则新闻，他带着把它们写成小说的想法和感情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写下了这样一个句子：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要开始写关于科里尔兄弟的故事了。不过，他对他们的症状的医学层面不感兴趣，他是将他们当作“神话”来对待，这对古怪的囤积垃圾的兄弟，由此成了美国文明的收集者。有意思的是，小说以小人物来隐喻大历史，多克托罗却没有扩展和渲染，而是压缩。在故事结尾，多克托罗正如有评论所言，不是把故事推向高潮，而是用最后几句极度悲伤、恐惧的句子，直接把读者推下了悬崖。

确乎如此，多克托罗似乎变着法儿在挑战读者的认知，他不屑于去迎合读者。他反映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大进军》，围绕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战展开。然而指挥这场战役的谢尔曼将军，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并不在小说的中心位置，越是实际深入小说的腹地，就越会发现处于小说中心的，是一些在他笔下鲜活起来的、充满人性的普通人。多克托罗通过这样一部气势磅礴的小说，要表现的则是无数被美国南北战争卷入国家暴力的普通人的生活。

而多克托罗这么做，并不只是出于叙述“越轨”的需要，而是包含了另一层深意：他要揭示出美国社会内在的悖论。他的成名作《拉格泰姆时代》以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家庭作为主线，描绘了美国二十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的芸芸众生相。虽然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期，史学家们也总是颂扬文明光鲜亮丽的一面，多克托罗却更多关注与繁荣共生的种族矛盾、移民危机、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他感兴趣的不是广为人知的主流历史，而是历史上那些被湮没的声音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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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多克托罗的写作，立足于美国社会，他显然有着更为宏大的追求：即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刻思考。他于去年推出的新作《安德鲁的大脑》，以神经系统科学家安德鲁与其精神治疗医师的一系列对话为框架,通过追述他在两次婚姻以及在政府任职的人生经历,意在对如今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思想加以批判。

在小说里，多克托罗还借安德鲁的口吻，探讨了人的认知、记忆，包括人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灾难记忆。在多克托罗看来，如果人们能弄清楚人的大脑如何形成思维，如何产生思想和情感，以及我们的主观生活等问题，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智力成就。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因为假如我们理解了大脑如何运作的每个细节，那电脑就可以仿制我们的大脑和意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自青铜时代以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神秘世界的终结，我们也将不再需要用各种故事来解释人类的生活。那将是个大灾难，如同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

多克托罗的思考贯通古今，常给人天马行空的印象，但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作家。他抵抗历史小说家的标签，却对传统的历史小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在小说里运用很多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总体给人感觉却极尽写实。为了写出变革时期美国拉格泰姆音乐似的社会氛围，在《拉格泰姆时代》里，他甚至在语言上也进行了变革，运用大量互不关连的短语略句，给人一种类似切分音节拍那样的跳动感。而他对自己笔下每个历史时代的忠实描绘，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实在不亚于塞尚对一盘桃子的忠实，其精细程度表现在甚至连当时人们的居室布置、服饰爱好都描绘得一丝不苟。

作为一个喜欢时时“越轨”的作家，多克特罗的每部小说都有变化，不变的是他对西方社会小说传统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他不像如今大多作家所做的那样局限于叙述个人生活，而是像他崇尚的狄更斯、雨果、西奥多·德莱塞、杰克·伦敦等作家那样，深入外部世界，力图记录和表现一个时代。他说：“近年来小说进入居室，仿佛户外没有街道、公路和城镇。我则一直留在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