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作家的个人经验和社会历史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重合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在与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的对话中，作家莫言称，《德语课》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瓦尔泽的《迸涌的流泉》一样，用儿童的视角反思二战的历史。“这种写作视角影响了众多中国作家，包括我本人的写作。”当然，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不止于此。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莫言写道：格拉斯和伦茨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日。
    阅读《德语课》的经验对作家余华来说，则是一段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那时他在鲁迅文学院，“当时这部书震撼了我，在一个孩子天真的叙述里，我的阅读却在经历着惊心动魄。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小说。我一直将它留在身边，直到毕业时必须将所借图书归还，否则就按书价的三倍罚款。我当然选择了罚款，我说书丢了。我将它带回了浙江，后来我定居北京时，又把它带回到了北京。”
    同样是《德语课》，帮了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一个大忙。写完《亡军的将领》的那一刻，他清楚地知道小说无法在国内出版，于是他想把这本书偷渡到西方。他的方法十分美妙，就是将书藏在书里——被小心撕下来的《德语课》的封面，贴在他委托朋友在印刷厂事先排版印刷出来的自己的“书”上。就这样，这部“书中书”顺利地混过海关捡查，去了法国和其他更多的国家，后来也来到了中国。
    这并不是一个德国版“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故事。事实上，《德语课》这部取材于德国著名画家埃米尔·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这一真实事件的小说，于1968年出版伊始就成了畅销书，并进入德国中学课堂，真正成了“德语课”读物。也正是凭借这部小说，伦茨在德国文坛一举成名，且被誉为德意志民族的“心灵守护者”。作为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肩的当代德国作家，包括《灯塔船》、《失物招领处》在内的众多作品，为伦茨确立起在德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10月7日，伦茨在德国汉堡去世，享年88岁。斯人已逝，他用心守护的“德语课”却永不谢幕。

 





                                                               2

 《德语课》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那是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在易北河的一座孤岛上，少年西吉被关在感化院的单人囚室里，罚写一篇题为《尽责的快乐》的作文。往事纷至沓来：二战期间，他身为乡村警察的父亲，奉命克尽职守地监视一位于他有救命之恩的画家，禁止其作画，他还要求当时才十岁的西吉也帮忙监视画家。然而，同情画家的西吉却背着父亲保护艺术品，把父亲撕碎的画恢复成原状，藏在一个废旧的磨房“密室”里。
      战后，禁令解除，父亲却仍然顽固不化地继续“履行职责”。一场莫名大火将磨坊里的画作付之一炬，西吉对父亲的怀恨与恐惧由此到达极点。而他偷藏画作的行为也终于被父亲发现，西吉被当作难以管教的少年犯送进感化院。在感化院中，他不断回忆起往事，作文越写越多，甚至不愿跨出囚室。他希望能一直写下去，继续体会履行尽职的快乐……
      伦茨在书中铺陈出一段宛如成长小说的心路历程，他并不想通过一堂“德语课”来告诉读者关于二战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二战的发生，去捕捉并揭示那些被逼现出的人性的邪恶。如果说二战期间父亲的“履行职责”已令人发指，战后他极端的行为更是发人深思。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先前的“恪尽职守”在英军到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已经不再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优良品质，而变成了“犯罪的外衣”。这促使他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只有继续执行禁令才能活得轻松一点，哪怕失去了所有的人。这就是西吉说的，“大人们不愿审判自己，而把烦恼（指的他自己）装上快艇送往少年教养院”。
      西吉的想法显露着孩子气的天真，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具有拟神圣性的行为，如守纪律、负责任，当它缺乏了对更高内在良心的自省，它和邪恶的距离或许不会大过一张纸的厚度。但这是否意味着“尽职”本身是一种过错？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德国人没有在非反动权力的领导下恪尽职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今天日益强大的德国，就不会有今天令人钦佩的德意志民族。然而，面对隐性的邪恶，我们何为？这恰恰是伦茨写作的核心问题。

                                                                   3

 
       虽然没有确定的时代场景，伦茨写于1960年的小说《灯塔船》就探讨了一个如何面对邪恶的问题。有一艘海岸外的灯塔船，对船长而言，这已是他最后一次出任务。船上的水手们眼见一条小船漂流出海，将其营救上了灯塔船。不料这些被救者却是一群劫匪。由于船长只想平安完成这次最后的出航，而且认为对劫匪采取任何行动也必将危及船员，因此对他们只是妥协让步。
      由于灯塔船不执行任务，亮起灯号，过往船只即难免触礁或误走航道，于是劫匪也利用船长必须尽责的这个弱点加以威胁。善意换来邪恶，因循妥协鼓励了邪恶，船长的尽责观念使他沦为被劫匪胁迫的原因。最后是船员们在付出代价后采取一致行动，终于制伏劫匪而得以改变命运。
      或许，作为一个富有道德责任感的作家，藉由这部小说，伦茨想告诉我们的是邪恶之所以形成和出现是因为我们善良、姑息、懦弱，及另外许多自认正确的理由。如船长坚持的所谓必须承担的责任等，这些品质在平常时候可能是对的，但在面对邪恶时，它却成了邪恶得以主控情势的原因。而面对邪恶，我们必须自省、决断、团结，舍此别无他途。
    伦茨的道德思考，在近年出版的《失物招领处》中得到了正面的表达。富家公子亨利·内夫不想在家族企业里寻找他的人生，宁可把自己的人生放置在铁路局的失物招领处。“失去”和“拥有”始终在人生的驿站进出，有人失而复得，有人懊悔终生。抱着游戏态度工作的亨利做下了桩桩错事，却在与失主的各种心情碰撞下逐渐找到了自我……
      小说没有延续始终的故事，更多的是亨利在失物招领处工作以及与同事和失主交往的生活片段：亨利和同事宝拉的微妙关系，芭芭拉与费多尔淡淡的相互吸引，布斯曼父子的感人亲情……然而，即使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叙述中，伦茨的目光仍然没有离开对当今德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纵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种古老的种族歧视和敌视，仍然深深地藏匿在有些人的心灵深处。到了特定时刻，就会公开地以羞辱他人或者暴力欺凌他人的方式出现，这是邪恶的遗传和建制化，我们需要做的是时刻保持警惕并防范于未然。
      有评论家称，伦茨的作品写的是最普通的人，最日常的状态和最平凡的生活，却总能在简练、朴实的日常语言中，把二战前后日耳曼民族的荣辱兴衰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他卓绝的道德关怀，使他的小说不止于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示，而是从中不事张扬地揭示和提炼出生活的底蕴和哲理的意味，并上升到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由此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