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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即使不了解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读者，多半也记得这个著名的句子，这源于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莫迪亚诺“情结”，在小说《万寿寺》的起始，王小波引用了莫迪亚诺《暗店街》的这个开篇，接下来他写道:“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不知它是谁的。我观察了很久，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把它拿到手里来看；但心中惕惕，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我就把它据为己有。”北京时间10月9日晚7时，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莫迪亚诺获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王小波的推崇无疑会引起我们对莫迪亚诺的强烈兴趣。我们有理由确信，他的莫迪亚诺“情结”，并非没来由的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两位作家在文学气质上的相近。诚如王小波在小说中对自我的诘问与沉思，莫迪亚诺小说的主题也多与失去与寻找有关，是对失去的时光、自我身份与存在的追寻。《暗店街》中的主人公在一次劫难中丧失了全部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一些年后，他当上了一个私人侦探，开始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求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夜巡》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德国占领巴黎期间，主人公先被一个盖世太保组织接纳为间谍，受命打入一个叫“地下骑士团”的抵抗组织；后来又受“骑士团”的委派，反过来调查盖世太保组织的情况。主人公身陷两个对立阵营之中，彻底的失去了自我。为了找回自我，他先把“骑士团”的名单提供给了盖世太保，然后又开枪击伤了盖世太保的头头……；《环城大道》讲述的则是儿子寻父的故事。文中的“我”在17岁时看到父亲的一张发黄的旧照片，据此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搞不清父亲是黑市走私集团的成员，还是被盖世太保追捕的犹太人。为探明真相，他打入了走私集团内部，最后在父亲被捕时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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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莫迪亚诺，一如阅读王小波，读者不由不为他小说中散发出来的情趣所感染。究其因，不难发现在他的作品中，有种近似侦探小说的成分在起作用。在《环城大道》中，随着主人公的追踪，读者也一直想搞清楚小说中这对父子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他们生活的隐衷；在《暗店街》里，读者不由得被主人公引入艰难曲折的调查，关心着这个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此外，在《户口簿》里，又有一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待查清，在《星形广场》与《凄凉别墅》里，同样不乏扣人心弦的逃亡与躲避的场景描绘。莫迪亚诺的小说，如同很多读者热衷的侦探故事一样，在阅读过程中，总让你感觉老有桩不平常的事件，某种紧张气氛与压力，老有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有关的悬念在等着你，使你急于知道它的究竟与结果。然而这种悬念显然又与侦探小说惯用的悬念不同，在侦探小说家那里，悬念是很具体的，只关系到一个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物的某个行为真相，而莫迪亚诺小说的悬念却是巨大的，笼统的，往往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在其小说的结尾，与所有侦探小说中悬念都有具体答案的结局完全相反，他小说悬念的答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好些耐人寻思的余韵，小说寓意所深具的魅力不言而喻。

        乍一看，莫迪亚诺似乎是复杂的，然而他又是简单的。纵有类似于侦探小说般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万变不离其宗，读者还是很容易摸到他的叙事套路。拥有确定国籍、跟犹太血统只略略有些关系的莫蒂亚诺，他几部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无国籍者(《寻我记》)与飘零的流浪者(《夜巡》)，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处在某种冷酷、阴暗、危机四伏的现实环境里，置身于某种异己的、带有敌意与邪恶意味的群体或社会团伙之中，因此，恐慌感与危机感，摆脱意识与追求意识，也就构成了这些人物存在状态的精神层面，他们的寻找与查询，正是他们的存在感与存在意识所促使出来的生存行为。在另一方面，尽管毫无二战时期的生活经验，莫迪亚诺却乐此不疲地选择这个时期的生活作为他小说的背景。

       由是，与个人身世背景的有趣对照，构成了莫迪亚诺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噱头。然而要进一步了解有关这位作家的信息，却无疑是困难的。查遍中文资料，我们几乎看不到一星半点关于他生平的介绍。原因很简单，他的作品从表面上看，几乎和他本人的经历扯不上多少关系。二战结束的1945年，莫迪亚诺生于法国的布洛涅•布朗库尔，童年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籍犹太商人，时常干些不法勾当，自打他出生起就很少在他身边，母亲则是比利时人，最经常干的事就是拎个旅行包四处流浪。莫迪亚诺在政府的资助下才完成了中等教育。小时候他和兄弟鲁迪一起受洗成了天主教徒，“然而弄巧成拙，他从此被天主教徒视为犹太人，又被犹太人视为天主教徒”。由于父母总不在身边，他跟鲁迪更亲近，然而鲁迪十岁时死于疾病，从而预示着莫迪亚诺悲惨童年的结束。之后，他在一些作家的引导和鼓励下走上创作道路，1968年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从而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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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莫迪亚诺正是在这种奇特的张力中找到了自己写作的定位。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自我的丧失、寻找自我的艰难。在《暗店街》里，他借主人公之口说:“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气，绝不会凝结成型。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我们在沙子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很显然，他选取犹太人做小说的主人公，并无意于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大原因在于他们无一不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从德国占领时期那里支取来的象征性压力，就压在他们的身上。在他笔下，二战、盖世太保、抵抗组织这些概念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他显然没有从二战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的意图，只满足于借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噩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莫迪亚诺写的是一种类型小说，他用侦探小说外壳包装了追寻自我的内核，像患了强迫症似的，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一主题。但这也并不值得奇怪，作为继“新小说派”之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迅速扩大影响的“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莫迪亚诺与同一流派的尤瑟纳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等法国作家一样，有着与马尔罗、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作家相近的诉求，却无意像他们那样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有时只是想表达一个简单的比喻，于形象描绘中阐述一点深刻的哲理寓意，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局限。然而对于多数读者而言，在阅读他们作品的过程中，收获了情趣与思考，就已经足够。

附：

                           印象莫迪亚诺：与我仰慕的人比肩，感觉有些不真实

获悉得奖消息后，莫迪亚诺感叹：“与我仰慕的人比肩，感觉有些不真实。”这诚可谓这位为人低调的作家的谦辞，也未尝不透露了他真实的心迹。当然，莫迪亚诺仰慕的人，并不只是萨特、加缪等同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前辈作家，还包含了普鲁斯特、乔治·西默农等与他有着某种亲缘性，且对他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事实上，通过这些堪与莫迪亚诺“比肩”的作家的眼去看莫迪亚诺，正是我们了解这位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的作家的最佳路径。

     他追忆的，并不是普鲁斯特式的似水年华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莫迪亚诺的文学贡献，他直言：“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其所言，两位作家确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他们的作品也表达了一些相似的主题。法语文学研究专家董强即表示，莫迪亚诺受普鲁斯特的影响很大，他永远在巴黎，探索内心世界。

然而，对这种相似性的强调，却会让我们忽略两位作家明显的区别。端看其表达方式，其相差就何止以道里计。法语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做过一个对比。他说，莫迪亚诺的小说，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相比而言，普鲁斯特是典型的“长句作家”，往往一个文句就占一两页、两三页，而且从句还套着从句，九曲十三弯。“这种语言景象在莫迪亚诺的笔下是绝对没有的，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而经常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这就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的限度。”好在如柳鸣九所言，莫迪亚诺的语言简练，却没有流于平淡、单调与贫乏的危险，而是显得很有涵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

而最主要的，同样是专注于“记忆的艺术”，两位作家的“记忆”，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董强表示，莫迪亚诺的“记忆”，并非真实的回忆。因为他在二战后出生，根本没有生活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他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想象。普鲁斯特的世界，却有一个或几个能够支撑起整体世界的支点，比方说，著名的玛德莱娜小糕饼。在莫迪亚诺的世界里，这样的物象很多，却全部停留在碎片层面上。“每个碎片带来的，依然是碎片和片段，从而形成一个万花筒般的拼贴世界，时光没有被‘找回’，而是引向更深的空白，更大的谜。”

对此，莫迪亚诺有过自己的思考。他曾试着像普鲁斯特那样去构建一个完整的建筑，但很快就发现这只是徒劳。他说：“上一代人能够创作一部完整的作品，就像一座大教堂。我想到了普鲁斯特或劳伦斯·迪雷勒以及他的《亚历山大四重奏》。这些人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而这碎片式的世界，无疑更吻合当代世界的现实。

        勒克莱齐奥，还是莫迪亚诺？是个两难选择

莫迪亚诺获奖后，很多人都大感意外。究其因，并不在于莫迪亚诺不够诺奖级别，而是仅仅在六年之前，另一位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也获得了诺奖，而且两人同属“新寓言派”作家。

有意思的是，据法国一份文学杂志发起的调查，两人的读者数量旗鼓相当，选择读莫迪亚诺还是勒克莱齐奥，很长时间里成了区分法国人的话题。而法国评论界也习惯称两位作家为“一阴一阳”。勒克莱齐奥一直旅居海外，擅长写异域风情，而莫迪亚诺则是老老实实待在法国，写巴黎人的日常生活。

既然是法国当代文坛交相辉映的双壁，被放在一起做不同角度的比较是难免的。董强谈到两位作家留给他的印象。他说，莫迪亚诺跟勒克莱齐奥一样，是沉默的作家，他甚至更沉默。“有几次我们在巴黎6区的街上遇到，他也只是点点头。他的沉默还在于，他在媒体上露面很少。”法语文学翻译家金龙格则表示，翻译莫迪亚诺时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但勒克莱奇奥的作品有些地方比较晦涩难懂。“虽然两人各有千秋，但从翻译角度来看，我更愿意翻译莫迪亚诺的作品。”

谈到两位作家的写作，法语文学研究专家袁筱一坦言，莫迪亚诺的作品相对比较好读，“他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一代人的情绪，可以蛮好地反映法国的迷失一代。法语文学研究专家张亘则认为，如果以创作的思想深度和文笔的风格而论，对莫迪亚诺更为欣赏。“他与勒克莱齐奥相比，更为注重对人内心隐秘世界的探寻，勒克莱齐奥则比较侧重于自然界的原生态和乌托邦的社会构想。”

         这一次，村上春树成了莫迪亚诺的“陪跑者”

村上春树无缘诺奖，又一次成为国内村上迷们心里难以释然的隐痛。这一次，村上春树成了莫迪亚诺的“陪跑者”，村上迷们自然心有不甘，不忘对莫迪亚诺揶揄一番。有论者直言，村上春树属于年轻一代，而莫迪亚诺属于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人。“与流行元素相比，颁奖思维明显‘滞后’于潮流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属于另一代人的莫迪亚诺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仔细比较起来，两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作家，也确有相似之处。村上春树的小说同样充满悬念、深具寓意，同样在好读的外衣下包含了严肃的主题，也同样如专栏作家韩皓月所说，文字都是细腻又敏感，同时冷静又克制，而且都不怎么擅长讲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却能用连贯的书写和精确的刻画来吸引读者。为何村上春树再一次错失诺奖？村上春树作品的主要译者林少华表示，今年村上被提名的短篇小说《失去女人的男人们》，又回到男女之间心理和感情纠葛问题，仍是弱化了批评性。“看来，政治考量不是他的强项，追究个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追求人性中那些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才是村上春树的强项。”

以韩皓月的理解，和村上春树被泛化的符号相比，莫迪亚诺的创作走向是清晰一致的，他笔下的主人公，都在执着地寻找自己，而这或许就是他打动诺奖评委的重要原因。邱华栋则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表示，与村上春树一样，莫迪亚诺也擅长写青春的忧伤，写一些前沿的、时尚的感受。“但不同于村上的是，莫迪亚诺更偏重哲学的思考，他的作品经常描写人对于时间流逝的无助，眼睁睁看着自我的丧失，进而叩问生命价值，质疑虚无主义，因此他的小说更显示出某种思考的深度和对于生命的危机感”。当然，对于村上春树屡屡错失诺奖，另一种更为大众化的解释是，他确乎太流行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向不青睐流行作家。

      乔治·西默农的外衣，夏尔·波德莱尔的魂

读莫迪亚诺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发现其间或是鲜明或是潜隐的侦探小说风格。莫迪亚诺并不讳言，他一直有撰写侦探小说的欲望和怀旧情感。本质上，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萦绕他小说的主题很类似：失踪、身份问题、遗忘症、重返谜一般的过去，针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罗生门般的矛盾见证也符合他的理念。

当然，他的侦探情结，是有内在原因的。他自言，以回溯的方式看，他的童年就充满了诸如与纳粹有交集的父亲的缺失、母亲总在巡回演出、弟弟因交通事故早夭等有着侦探小说色彩的情境。“有些阶段，我周围充斥着谜一般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时刻，作为孩童我们不能提很多问题，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我回溯往事，才想起来：‘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因如此，莫迪亚诺特别喜欢读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的作品。西默农的文字简洁、清晰，以冷静的写实主义，直探故事的核心，作品多着重在心理分析，挖掘人性黑暗面。其侦探小说以研究犯罪的前因后果，分析犯罪行为人甚至被害者的心理，与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见长，特别擅长营造气氛。莫迪亚诺显然在很多方面得到了西默农的真传，但要据此以为他的写作，只是西默农的翻版，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柳鸣九所说，假如把莫迪亚诺的作品当成侦探小说来阅读，到最后肯定会失望，“因为读者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到了结尾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也因为此，他的作品会让人读完之后感觉余味无穷。”

对于自己喜欢侦探小说，却为何不写侦探小说，莫迪亚诺做过解释。他说，写侦探小说，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甚至说是自然主义。需要刻板却有效的叙述结构，就像把拼图做好要讲求方法。“在每部侦探小说的末尾，总有一个结局，一个解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片段的过去。事实上，我写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那些梦幻的，表达想象的。”

实际上，莫迪亚诺笔下那些可与侦探相仿佛的人物，与其说是西默农式的，不如说是波德莱尔式的。以董强的理解，莫迪亚诺的写作很好地印证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以及对现代人的命运的定义。“他的许多小说题目，如《废弃的街区》《废墟之花》《夜之草》，都带有波德莱尔的回声。莫迪亚诺以自己的经历与追寻，以他难以模仿、几十年恒定的文风，为西方文明吟诵着一首首温情的哀歌，而悖论的是，欧洲读者在这种哀歌中听出了自己青春时期的亮丽与幸福。”

     同样姓“莫”的莫言，没有闲心在街上散步

同为诺奖得主，同样姓“莫”，莫迪亚诺获奖后，国内读者自然会联想到莫言。当10月9日诺奖消息公布时，莫迪亚诺正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街区散步。当其时，莫言又在忙些什么呢？

原来，他于10日回到了家乡高密，参加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并出席“莫言作品研讨会”、“解读莫言”等活动。当晚，向来不爱抛头露面的莫言在家乡，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改编自他原著的茂腔戏《红高粱》演出。演出结束后，他还走上舞台与高密市艺术剧院70位演员亲切合了影。

这正是莫言近两年生活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10月至今，他先后奔赴14个地方，主要做了8件事：演讲、对话、参观、题字、评球、出席活动、做顾问和拿学位，还有讨论剧本。这8件事，似乎与写作无直接关系。如果非找出一件与写作有关的，就是2013年4月，出版新书《盛典——诺奖之行》。然而，这是一本与写作本身无关的书。它由一个叫做“莫言文学村”的团体编著出品，编辑记录莫言诺奖期间的每日活动、演讲、采访以及感想。

正如有论者指出，公众对莫言一哄而上且持续不散的关注，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有当事人意志参与的自我狂欢，而尝试捕捉过去两年里莫言的脸部表情，“苦笑”估计会是一个关键词。在2012年12月所做的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里，莫言形容自己获奖前后的感受，“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而在获奖当晚巴黎伽里玛出版社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善言辞的莫里亚诺，没说几句就匆匆道别。获奖后，一向低调的莫迪亚诺，是否还有闲心在街上散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