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写作多年，王安忆依然会为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困惑。在12月28日上海黄浦区工人文化宫举行的“王安忆作品评论会”上，她和读者分享了有一次坐车的经历。“那天我在车上碰到一个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想要我说我是写作的，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空洞。我就问他，你认为我是做什么的，他就说我像是搞经济的。这很像是恭维话吧。在眼下很多人的感觉里，搞经济的，才像是成天有实实在在的事儿干的人嘛。”在王安忆看来，她碰到的这次经历是有代表性的。许多人不理解写作，以为是个不靠谱的职业。“事实上，作家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其中的乐趣和煎熬难以言传。”

虽然如此，王安忆还是试着向读者解释写小说的人每天在干什么。她举最近代表日本竞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编舟记》为例说，这部电影述说一群编辑耗竭十五年光阴编撰一部《大渡海》的故事。在外人看来，编辞典是多么无聊困顿的事，能有什么趣事发生呢？其实，正是在这看似枯燥的职业里，更能见出职业的雅致和庄严。“影片中有一节展现该怎么给‘右’这个词释义。对这样一个看似日常的词汇的定义，要推陈出新绝非易事。影片主人公之一马缔对该词的解释是‘面朝西边时，北方即为右’，因和‘北’的释义重复，编辑部开始重新思考‘右’的定义。琢磨再三，松本给出的答案是‘数字10的0所在方向为右’。这个答案仿佛瞬间将混沌一片的世界做了精确的定义。”

在王安忆看来，写作某种意义上就像影片中编辞典的人一样，给一些无可名状的事物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这听起来非常虚无，非常空洞，但又何等了不起。比如最早形容人伤心、难过，我们只能用‘伤心’、‘难过’这样简单的词汇。有了文字，有了写作以后，我们慢慢就能给‘伤心’、‘难过’的程度有一个描绘，有一个定位。有时候你发明一个词，就可以把一种很难言说的东西表达出来。我想，一开始人们对感情也一定是很麻木的，理解也是很单调的，但写作会让你不断对人的感情进行发掘，世界因此而丰富。”

之所以倾心《编舟记》，自然也因为这部电影很好地契合了王安忆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就像影片中这些编辞典的人，不断地采集新词，为其写词条，做解释一样。在王安忆的理解里，写作与此有些相似。她说，写作最初是倾诉的，写的一些东西都和自己亲身经历有关，所以“哗啦“一下就写出来了。但进入职业写作的状态以后，就面临怎样让写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显然仅凭一己的经验是不够的，更何况你未必有那么丰富的生活经验。“再说就文学的基本要求而言，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注意你的经验，你转达的经验，它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就会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材料紧缺。实话说，我没有特别丰富的生活经验，即使有经验，不断地写、写、写，写到后来，也会发现所有的材料都被用完了、耗尽了。”她多年前选择进高校任教，其中一个原因也在于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因为没受过高等教育，一直仰慕学府。所以能进复旦大学任教，是我的荣幸。比如对怎样加强对文学的认识，怎样理性看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解答，我觉得还是在学府完成比较好。”

另一方面，就像《编舟记》选择编撰词典这一冷僻职业作为表现对象一样，王安忆的写作，也总是着眼于边缘人物。“我总觉得，主流的人和事，都是被社会规定好了。比如写一个官员，就不在我的审美范围内。我通常只关注那些没有被主流介入的，没有被社会规定好的，这是我个人的写作美学。”事实上，王安忆即使写女性，也很少写那种为写作者特别偏好的绝色女子，而是写相对边缘的外貌不起眼的女子。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算是最好看的，也不过是看着舒服而已。“对于好看难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我写人物，通常跟外貌没什么关系，但不管什么样的外貌，都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特别强大的能量。所以我写小人物，会写那些有生机的小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能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元气和活力。”

让王安忆感到惊奇的是，有时小说里的人物，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己对写作的认识。她说她现在这个年纪，恰好是小说里王琦瑶结束了生命的年纪。“应该说，王琦瑶的生活经验，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相去很远。但在那个时候，我能超越年龄，超越生活的这些隔膜，对这个人物有深入的理解。而且隔这么多年，以木匠打量自己做的椅子的那股劲头回看，还是感觉这个活做得挺精致的。要说我怎么看自己的写作，那在这点上我是觉得满意的。还有像《乌托邦诗篇》，也是让我自己感觉满意的极少数的例外。在这部小说里，我没讲什么集中完整的故事，就是任凭思绪游走。我现在都会问我自己，我怎么能写得这么中性，没有任何造作的情感，而且用虚构的语言坚持到底。我就觉得这部作品完成度比较好。”

然而对于受到普遍赞誉的《长恨歌》的第一卷，王安忆自认为是没有写好的。“因为第一卷写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是我从书本上得来的。用陈村的话说，这里面有太多想当然的东西。好的东西是不能相当然的。”相比而言，王安忆自己最认可的是小说的第二卷。“按最初的设想，这一部分只是一个过渡。但我还是写了那么多，而且在写的时候，自己都受到了一种感动。王琦瑶生活的六十年代，正好是我的成长阶段，对很多事物还只是刚刚有了些认识。所以写这段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又远又近，又清楚有又模糊，它里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而小说家就是要为那些无可命名的东西一个准确的表现。”

这就意味着真正的阅读，需要感受到这些“无可命名的东西”。王安忆说，阅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种曲折的享受。“你要会阅读，你首先得识字，还得有一些基本的修养和才能。这一切都不像听音乐，看图片那么简单。读书，你是在重建一个世界。” 王安忆现身说法道，这些年各个大学都在办写作班。她自己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带写作硕士点。“实际上，作家写作是需要才华的，是很难教会的。我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工作目标是，让学生领会到，感受到文学的乐趣。”让她感到忧虑的是，眼下喜欢文学喜欢阅读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到香港参加中文评奖。这是针对学生写的小说、散文，或做的翻译而设立的一个奖项。我参加的那次是第五届，多年前组织这个奖项的人正慢慢进入退休状态，参加征文的作者也一年比一年差，甚至还凑不满参赛作品的数量。”

但以王安忆自己的经验，阅读是多么令她开心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环境下，如果没东西可读，她会非常焦虑。“有时出差忘带图书，我会抓住任何有文字的东西来读，哪怕宾馆大堂或房间里的服务手册和菜单我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有一阵，我订了一本《世界电影》杂志，读上面的电影介绍我很享受，等看到电影却感到特别失望。因为只有阅读能给你那么多信息，阅读无比辽阔。”

也因为此，王安忆对黄浦区工人文化宫里，居然有这么一个书评组在做着认真的阅读、批评感到欣慰。此次为了对王安忆作品进行评论，这个已有39年历史的书评组也着实下了番工夫。他们特地在《劳动报》刊登了评论王安忆作品的征文启事。启事刊出后，书评组成员纷纷投来评论稿件，作者中既有退休老同志、又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职工，既有多年参加读书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有近年来喜爱读书的新书迷，还有的成员在海外探亲期间发来了书评稿件……这些稿件，最终汇成了一本能体现职工文化底蕴和学识的《王安忆作品评论选》。

事实上，这些评论里也并不总是溢美之词。会上有读者直言，王安忆的语言有文艺腔，有时会读不下去。王安忆真诚回应道，她也不以为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有缺陷的人。我的作品中有文艺腔，跟自己文学修养有关。我正式的教育到五年级就停止了，与文学有关的训练，都来自于翻译小说。好在我们还算幸运，那些翻译家都是大文豪。”王安忆说，文学离不开评论。而任何评论正如有书评作者提到的那样，即使是读者的自说自话，“也是为着心有所动，有着一片真性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