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缺少性格鲜明、让读者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南方文坛》第2期“批评论坛”栏目就此开展了“呼唤文学人物”的讨论，特邀批评家汪政、晓华、吴义勤和作家东西、李洱撰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先锋小说，文学人物的第一杀手？

    汪政、晓华在《文学人物的命运》一文中分析了文学人物濒临死亡的原因：影牒化、娱乐化、通俗化写作意外地、阴错阳差地成为“谋害”文学人物的凶手；当今的文化消费与文学鉴赏都在向一次性与平面化发展。 阅读、时尚趣味也给文学人物以致命打击。最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如果追踪人物死亡的过程，先锋小说恐怕是人物的第一杀手。因为先锋小说在承继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时首先颠覆了小说的经典法则，在先锋小说手里，美学趣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语言、结构等所谓二线元素走到了前台，他们成了本体，不但拒绝为人物服务，而且觉得人物在抢戏，碍手碍脚。所以，不惜将人物工具化、类型化、匿名化。

对此，吴义勤在《文学革命与“小说人物”的沉浮》一文中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下小说人物魅力的降低以及作家塑造人物能力的低下，并不是新潮小说“文学革命”的过错，而是中国作家自身素质和能力的一种真实反映，是长期以来他们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滞后的必然结果。作者充分肯定了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小说，认为它们对“人”的革命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它们代表了文学与“人”的关系上的某种新认知，推进了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作者分析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人物的差异性，指出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的革命也正是对“人”的反叛中拉开序幕的。现代小说是对人物内在心理、意识和精神结构的探索，它表达的是人的不可知性、神秘性与人性的无穷可能性。但在文章最后，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革命”把文学“革”成了一种抽象、冷漠的晦涩的符码，远离了真善美，那么，这样的文学还是那个有着永恒魅力的文学吗？

                     文学人物之死是一场历史性的文学灾难

“文学人物的真正诞生也只有千年左右的时间，相对于文学的历史，夸张点说也不过是个青壮年。一般来说，对文学人物的塑造史进行根本性的阐释总是从有关‘人’的哲学史入手的，人的自觉，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确认，人的本质力量的发现，直到由神到人的此岸崇拜，是文学人物最终成长并成熟的内在驱动。”汪政、晓华认为叙述文学人物之死，从现象与过程上讲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为什么回发生过这样的文学灾难。从根本上讲文学人物的生死都系于一线，都是因“人”而“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是文学人物生存的最佳环境。人成了中心，塑造文学人物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关键；但到了工业文明后期，技术取代了一切，占据了中心，感性的人就隐退了，因而文学人物也渐渐隐退，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人物就真的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了，实际情况是现代的文学人物所承载的功能有了更为直接的替代对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各种途径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人物形象供给，比如说明星。说到底，文学人物在这场生产与消费的竞争中吃了败仗。两位作者还认为，文学人物生产的停滞，无疑将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遭受重创。文学人物之死无疑是一场历史性的文学灾难，我们固然要尊重文学史的演进，相信文明史对艺术方式的选择，也要重视文学生态的重建和保护。

    东西对此有更“文学性”的看法，他在《要人物，亲爱的》一文中认为文学人物的缺失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以前的经典作家们缺乏写人物的常识。而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更紧迫的任务，比如要揭露，要控诉，要反思，要对中国文学进行形式上的启蒙；要宣泄、要反腐，要小资，要玩酷等，从而使得塑造人物这一常识性问题被多数作家忽略。他认为回望近20年来的中国小说，造成文学人物大面积缺失的原因，作家欠缺功力，市场、文学杂志的过剩又使得作家们多写一些能填充版面的文字，不能集中精神致力于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就是作家们根本不以塑造人物为己任，而是以堆砌字数换稿费为目的，写出来的人物要么太符号、太扁平、要么就是太苍白，故事讲完了，人物却没立起来，只留下一个平庸的姓名。

                     更重要的是怎样塑造文学人物

“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如何塑造。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坚持文学人物生长的规律，尊重文学在人物创造上所积累的传统，但是，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品也不同往日，连同个体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人对人的想象与认同方式都发生着变化时，我们如何对过去的文学人物经验进行改造？怎样重建新文学人物的价值体系与艺术系统？那将是又一次绝望中的诞生。”汪政、晓华在文中提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新塑造文学人物的重大命题。

李洱在《人物内外》一文中说，19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以塑造英雄编织史诗为目的，而现在书写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是叙事作品的重大变革。不论叙事艺术有怎样的变化，谁也不会对写人物失去兴趣。人的状况可能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难以概括，难以阐明。知识者时时刻刻忍受着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以及面对这种语境所产生内疚、无能等多重压力。他认为，坚持传统的叙述方式，坚持刻画完整的典型人物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既然小说叙事的变革从来都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同样如此。由此看来，文学人物并没有真的离我们远去，它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东西则认为我们的文学缺的不是人物，而是却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失的是那些躲在心灵深处的需要我们不断勘探和挖掘的人物，缺失的是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如果达不到这一水准，那我们充其量也就是在对人物进行素描。他说作家要真正写出几个好的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而我们写作就是跟踪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