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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洛拉德·帕维奇年近不惑才发表了处女作诗歌《羊皮纸》。尽管这已经奠定了他在前南斯拉夫文坛的地位，但正如他自我调侃的那样：他从来就没有一个文学起步，那时的风格就已经是后来那样成熟了，“但运气并没有像尾巴紧跟奶牛那样一直尾随我。在1984年之前，我在我的祖国几乎没有读者，没想到之后我就成了世界上最遭人恨的民族的最著名的作家。”

1984年，帕维奇当成人生转折点的这一年，是被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预言过的年份，“老大哥”的梦魇固然未能成真，恐惧却挥之不去。就是在这一年，帕维奇开了“辞典小说”先河的《哈扎尔辞典》问世，获得当年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四年后，该书的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出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热烈讨论，小说被戴上“21世纪第一部小说”的桂冠。而今该书已被译成24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有评论认为仅凭此书，帕维奇就得以与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尔维诺和艾柯并列，在世界文学编年史上写下极为罕见的美丽一页。

正如但丁曾被认为是“新世纪第一位诗人”，帕维奇也被誉为“21世纪的第一位作家”。 他对这种称谓不置可否，却说自己是生活在20世纪——一个我们不得不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罪的年代。在谈到他的写作时，帕维奇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其说我是已经问世小说的作家，不如说是未来小说的作家。“也许那些‘未来小说’根本来不及问世。”

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其实是他内心的独白。他凭着那些“已经问世”的作品，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侯选人，虽然理应当之无愧，但在他有生之年却没能走上领奖台。2009年11月30日，帕维奇日前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此前一年的夏天，他的铜像纪念碑于莫斯科外文图书馆门前落成。他在表示受宠若惊的同时坦然道：“纪念碑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而立，而是因为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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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1978年动笔写《哈扎尔辞典》时，帕维奇还没有电脑。他只在脑子里构思了47章，便剪了47张纸条并把它们分别摆在床上，在纸上标记出每个词条的名称，用这种近乎笨拙的方法，他为每一章的分布找寻最佳位置。多年后回忆这一幕场景，他说：“那时，我的女儿14岁，她进屋一看，吃惊地问：“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呢？”

某种意义上，帕维奇就像他自己笔下的职业捕梦人那样，干的是一件捕梦者的工作。他总是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每次有想法闪现在他的头脑中，他便会记下来。“几乎总是这样：每次你从周围广阔的世界中捕捉到一件美的事物，另一件美的事物就会沉入多瑙河蓝蓝的河水中，再也搜寻不到。”帕维奇把那些捕捉到的“美的事物”拼贴在一起，就形成了他那不可复制的小说图景。无怪乎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康弗称这部包罗万象的、饶有趣味的小说，“是梦的拼贴画，是美妙绝伦的艺术品。”

如此，在《哈扎尔辞典》里，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时空倒溯、人鬼转换、似真似假、扑朔迷离。帕维奇用这部以辞典的形式创作的小说“复活”了一个消失的王国。从7世纪到10世纪，哈扎尔是一个独立强盛的王国，居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陆地上。他们放弃原始的宗教信仰，改信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的一支而突然消失。中心事件——哈扎尔大论辩：可汗请来分属三种宗教的三位哲人释梦并承诺，哪位哲人在辩论中获胜，他便带领臣民皈依其所属的宗教，就是这本辞典所记述的全过程。

可以说，小说本身就是一部讲述《哈扎尔辞典》的元小说，其内容隐含在纷繁的辞典条目之中。小说里十万个词语，每一个片断都是通向书中其他部分的窗口。有好事者进行过统计，按照排列组合的原理，这本书一共可以变化出250 万种读法。正由于这种奇妙之处，帕维奇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作家。在帕维奇看来，今天后现代主义，正联合了采用现代化电脑工艺、以人际互动和非直线性叙事的所有作家。“我属于这类作家，尽管我的书也可以用传统方法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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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奇式的“后现代”，还体现于他对文学形式的从不间断的奇妙探索。在《哈扎尔辞典》里，他甚至把创新延伸到小说之外——让此书分仅有17行字差别的阴阳两版印行。他的《用茶水画成的风景画》就像填字游戏；《风的内侧，又名海洛和利安德尔的小说》用了倒计时的方法；而《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则犹如一副塔罗牌，读者可以将书中21章自行打乱重组。

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幻，帕维奇执着于叙述迷宫和梦境。在他的笔下，现实与幻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才能便是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现实与幻象对他而言其实是同一个世界。为此，他一般不写故事的结局，而是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处引出另一个故事的开头,每一个故事都藏着不同的谜底。“《哈扎尔辞典》是一座巨大的房子，它令人震惊是因为它有如此多的入口和出口。到处都是门。进屋出屋完全随你心愿。”

而“房子”的譬喻，实际上融入了他真实的生命体验。帕维奇回忆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他是如此地害怕孤独，害怕夜半时分的空房子，尤其当灯都灭了的时候……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他尝试用造房子的方式来构建小说。对于帕维奇来说，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克服对孤独还有其他形式的恐惧，他才选择了写作。“恐惧其实是作家最忠实的朋友，我这一辈子就像背十字架那样将它们背负在身。”尽管他同时声称，早在18 世纪的时候，就有第一位帕维奇出版了一本诗集，他的创作天赋完全是拜祖辈所赐，“作为一名作家，我出生于200年前。”

假如进一步追问，作为一名作家，帕维奇何以如此独特，就不能不说到他存在于斯的那片土地。已成为历史名词的南斯拉夫，处在几大文明夹缝中。它成为一个国家本身就是强扭的瓜，结下的苦果就是经历了不断的裂变，最终分裂成八个小国。见证了这些裂变，也见证了二战和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而今身为塞尔维亚作家的帕维奇，尽管有时调侃，经历如此历史变迁最大的受益，便是学会了多种语言。尽管作为显赫的文学艺术世家的后裔，他在生活上也不曾受过重创。但不能不承认，唯有有过他这种经验和体验的人，才可能拥有多重宗教，多重文明的想象力，从而让《哈扎尔辞典》成为让不可复制的传奇。

事实上正是受益于独特的体验，帕维奇得以用奇特怪异的笔法写下亦真亦幻的故事。他甚至赋予影子以独立的人格和生命，在记叙哈扎尔国为俄国公爵斯维亚托斯拉夫所灭，建在伏尔加河口的都城在八夜之间被摧毁殆尽时，帕维奇这样写道：“目睹者曾说，哈扎尔首都屋宇的影子好长一段时期内都萦然不灭，虽则屋宇本身早已被覆平。影子居然对着伏尔加河迎风而立。”

《哈扎尔辞典》引发的启示与思考——

                   想象可以是独立的存在

《哈扎尔辞典》一个很重要的魅力，或许在于它有虚无缥缈的历史的依据，但帕维奇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试图给你指出真实的通道。

就像历史学家姚大力在3月12日上海举行的“解读寻梦者的疆土”研讨会上所证实的那样，哈扎尔并非是一个虚构的国度。在历史上，它还一度是横跨亚欧大陆的历史强国。这个迷雾重重的民族消失以后，却找不到系统的史书记载，其淹没的历史只能靠中国人、穆斯林、犹太人和拜占庭人留下的零星资料来复原。

帕维奇的叙述，虽然糅合了各种残缺不全的史料，但究其实是融汇了丰富想象力和无数梦境的虚构。帕维奇并不像有些人误以为的那样，要通过辞典的创作形式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国。这就意味着，那些标举新历史主义立场的评论者处境尴尬。因为缺乏足够的历史背景知识，他们很难区分小说里历史和虚构的界限，因而避不开“轻信”和“盲判”的陷阱。

在作家孙甘露看来，这恰恰印证了他曾经看到的关于欧洲小说的一个观点：那些充满浓郁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并非要把小说依附于史料，恰恰是想从人类既有的历史当中挣脱出来。“这正是艾柯小说力所不逮的地方。读艾柯读到后来就会失去兴趣，因为它向真实的历史靠拢，越来越像学术。既然学术研究可以做的事，干嘛要交给小说去完成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甘露反对以学者的姿态去强力解读像《哈扎尔辞典》这样具有学术外貌的小说。“无论如何它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别的任何事物。”

而小说归根到底是想象的产物。它可以如评论家止庵所言，是基于现实的想象，就像穿越小说、历史剧、历史演绎等，是对现实世界的补充。想象还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不基于现实，而是另外做出一个东西，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更大。“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有这么一种能力，就像帕维奇所做的那样，通过想象创造一个世界，一个与我们世界平行的世界。”

延伸阅读

             与《哈扎尔辞典》有关的“马桥事件”

至今依然有不少人还记得《哈扎尔辞典》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重要影响。小说节译于1994年2月《外国文艺》杂志刊登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发生在中国文坛上的一场号称“马桥事件”的笔墨官司，却让它声名鹊起。

1996年，作家韩少功出版了《马桥词典》，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弓人的115个词条。文学评论家张颐武撰文指控小说无论形式或内容都照搬《哈扎尔辞典》。另一位评论家王干也在该报上说：“《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韩少功则公开表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文化扼杀。他最终选择将张王二人和相关媒体告上法庭。

耗时两年的诉讼案以韩少功胜诉作结，这场官司却意外引发了读者对《哈扎尔辞典》的浓厚兴趣。1998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人合译的全书，甫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而后在市场空位10多年，当年首版的《哈扎尔辞典》（阴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标价已高达1280元。今年再版的阳本，上市两个月就已重印3次，销售4万余册，足见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力。

耐人寻味的是，由这本书引发的争议并没有停息。帕维奇逝世那年，张颐武在博客上“旧事重提”。他向这位诺奖无冕之王表示哀悼。文中写道：“以词典体写小说，是这位伟大作家的独创，是他的发明。后来者都是模仿和照搬了。”此次再版的阳本，采用了张颐武作的序。他盛赞帕维奇的想象力惊人，“一个人创造了一个王国，这说明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认为自己对当年笔墨官司的观点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并表示自己有表达观点的权利。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年的争吵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幼稚。因为，20世纪是小说结构和技巧“爆炸”的时代，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不可避免地会借鉴前人，而任何一部小说又都是在为后来者示范。时过境迁，《哈扎尔辞典》作为另类经典，一个实验性的优秀文本，人们学习它，并据此创造出一个文学的世界，也被越来越多的文学爱好者认为是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