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我们这个人人都在言说的时代里，表达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说的究其实是，如何处理好表达的“轻”与“重”的问题。而从一般意义上讲，之所以有必要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越是在处处皆表达的情境下，越需要做到有效地表达。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此，卡尔维诺的“轻”、米兰·昆德拉的“重”，一待引进，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人的流行话语，且呈现出经久不衰之势。

这一切首先源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喧嚣与阵痛。在1月10日北京环球贸易中心举行的题为“云知道”的理想国文化沙龙上，许知远现身说法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看电视，会看到有一批年轻人的面孔，他们在广场上呼喊。此后不久就看到屏幕上满是来自台湾所谓的洋溢的青春和另一种青春的年轻人的面孔。“这种转换伴随着我整个青春的成长。在初中、高中时，再也没有人谈论所谓的文学，大家谈论的是，你知道多少‘四大天王’的磁带、卡带。这种导向在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加剧，以至于自认为是严肃的知识分子，都要让步于二三流的明星。而这种转换，其实也就是‘轻与重’转换的过程。”

    伴随这种转换而来的，便是整个中国的审美系统、价值系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逆转。许知远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社会变得这么美丑不分，分不清庸俗和美好的东西，把一种烂情当成纯真，把扭曲的理论当成新的理论，把一种伪善当成一种真诚。“整个社会失去了价值标准，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极速退化，在日常生活中，已很难和朋友进行正常的谈论。”

在梁文道的理解里，价值标准的失衡，部分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话语系统呈现出极端化倾向。他举例道，方舟子曾经批评他，说他太迷信了，也批评了他一些其他的事。“前阵子，我在电视节目里连着两集介绍了一本他的科普书，有人看到后就对我说，你这么讲是不是要为了向他道歉？我觉得好奇怪啊，我介绍他的书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书好，因为那个礼拜我都在讲中国科普书，而讲到中国科普作家怎么能够不去谈方舟子？他写科普的文章的确写得好。然而，就因为我介绍了他的文章，人家就说，‘你肯定方舟子的人格了，你不只是肯定他，你还认错了，你还屈服了’。这种思路是今天最流行的一种思路，它不容许你非常理性地对待意见的好恶。也不容许你对基本事实的判断保持审慎的距离。”

    事实上正因为，即使是“重”的事物都可以轻易地被解构，以致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很多人选择了“轻”的表达。某种程度上看，这是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在熊培云看来，这是对“重”的，有意义的事物的逃避。“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意义更多控制在所谓的权威手里。那么，现在的这个意义回到了自身。当然，我也在强调一点，虽然进入了解构的时代，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解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咆哮。比如说，正义这个东西不是可以被解构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意义本身的探讨，来思考或者构建那不可被解构的事物，来抵抗既有的一些秩序，从而形成自己认同的意义。”

问题在于怎样去构建这种意义？如果你承认，关乎到个人感觉，所谓的“轻”和“重”会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就像熊培云所说的，“有的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别人认为根本就不重要；而别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你认为不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它是对你的侮辱。”；如果你承认曾经认为“重”的事物，暴露出他伪善的一面，而“轻”可能更接近于真实，人们由此选择了避重就轻，哪怕是注定要在无意义的世界里漂浮；如果你承认，对于写作者而言，很多时候，他所要面对的事物本身没有很明显的轻重之分，事实上为他所持有的，只是在分寸的把握。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可能“轻”的写作反而更能抵达“重”的境界，那么，对意义的追寻从来都不是一个非“轻”即“重”的简单选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文道认为，很多时候，以“轻”击“重”更能做到有效地表达。梁文道举例道：“希腊神话里的女妖美杜莎，看你一眼，就会把你变成石头。英雄帕修斯不是直接盯着她的目光，而是拿一块盾牌，从光线的折射里看到美杜莎，一剑出去把她砍断。这个例子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说这个美杜莎的眼神就是现实，重到你直接盯着她，你就会被石化。这时你可以高高举起盾牌。”

以此看，文学或者一切的写作应该是轻盈的。梁文道认为，要保持这种卡尔维诺式的轻盈，就要我们学会像隔着盾牌一样，侧着脸看现实。“今天我们常常歌颂直面现实。好的写作未必一定要直面现实，你可以歪着脸去面对现实。事实上，这就是轻，轻是什么？轻就是把现实替换掉，跑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做到有效地表达。”在梁文道看来，即使是在处理沉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想办法不让自己直接地陷进去，而是把要讲的现实问题转换成一个故事，在叙事中去思考它、处理它。“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是看不到可能性的，我们把现实拿到实验室中，我们试想它的各种可能性。”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写作者内心的真诚。也因为此，熊培云表示，真诚的写作者，同时还需要一个“不知轻重”的品质。“如果你做了世俗的计较，太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你可能会写得比较世故，你只会去写一些当务之急的文章，以收获鲜花和掌声；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可以写，比如说写爱情，比如说俗世的吃喝拉撒。”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里的写作可能面对的现实，就像美杜莎的形象，非常恶、非常重，但就像梁文道所期许的“她的血里面却诞生了一匹飞马，非常漂亮的一匹骏马，长着巨大的翅膀，它如此轻逸地在空中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