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大抵都很难不受到其所处时代汹涌而至的主流思潮的重要影响。正如革命浪漫主义盛行的年代，其他的文学表达终被“雨打风吹去”。当下一切归于平淡和琐碎的“散文时代”，关乎诗性浪漫的抒情终不免成了不合时宜的苍凉的手势。而‘诗’所象征的一切，也如作家蒋韵所说的那样，“似乎已成为遥远的绝响。”

事实上，在写作《隐秘盛开》之前，蒋韵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作为一个从有着“诗一样的激情和迷狂”的年代走过来的作家，她保有并珍视那种为当下所稀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她在12月7日于浙江富阳举行的文学对话会上所说，他们这一代有很多人选择文学，不是一种选择、一种诉求，而是痴迷到把它作为一个信仰。“经历了那么一段乱世，当信仰破碎以后，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救赎、信仰，我把文学当信仰。”

内在于生命本能的这样一种信仰般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写作不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从思想表现等方面都力求做到极致。所谓的浪漫主义和抒情性，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极致的追求中生成。而文学在经历短暂的迷狂，并回归琐碎的日常之后，抒情也随之从高高在上的殿堂上退席，最终沦为“被背叛的遗嘱”，似在有意警醒以后的写作者切勿重蹈覆辙。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极致的表达都不免让人联想到那个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甚至是之前那个极端的年代。出于自觉不自觉的规避，从中撤退而出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事实上，那样一种极致化的表达，也已经没法满足散文化的消费时代里极其多样性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楼拜式的客观描绘，罗兰·巴特式的零度叙述，被奉为正宗而大行其道。

蒋韵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经历时代的波折后，她回到文学写作中来，她被告知的总是这样的箴言：写作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语言要做到无比节制，惟其如此才不至于走向情感的泛滥。最初她的确是遵循这样一个信条写作的，但让她苦恼的是，她总感觉没法写出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我痛苦是因为我为被视为公理的某种创作准则裹挟着行走，这样一种过于节制的表达，注定没法触及我最为真实的内心世界。”

也因为此，蒋韵意识到，“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就在于他对自己内心的忠实，在于他是否能够刻骨铭心地将这种忠实呈现和表达出来。”于是，她固执地逆着时光行走，经过“隐秘盛开”的探索，义无反顾地回返到“行走的年代”。而她的逆行，与其说是一个人孤独的诉说，不如说是呼应了时代的暗潮涌动。事实上，重返、重新书写八十年代，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而蒋韵笔下的理想气质、浪漫情怀、个性精神，这些令人感怀的弥足珍贵的因素，正如评论家施战军所说的那样，反照着内心贫困的当下，更是闪射出璀璨的光芒。也因为此，蒋韵孤独的行走，不仅为她收获了奖杯，也让她走出了一片闪亮的景致。

而不能不注意的是，任何回返和重溯都是当下的，也就不能不表达着作者当下的理解。《行走的年代》写了两个女子陈香和叶柔，她们的爱情都是由一位叫莽河的诗人点燃的，但她们遇到的并不是同一个诗人，一个是真的莽河，一个是假冒的莽河。评论家贺绍俊由此感觉到，蒋韵讲述的这个复沓的、隐秘的故事背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在一起。而在语言表达上，蒋韵事实上也没有背离节制的原则，她只是突破了对所谓“节制“的机械理解，从而做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制的表达。由此，她的抒情始终没有走向滥情，而是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境界。

然而是否只有对特定时代的回返，才使得抒情的吟唱在当下成为可能？如果承认，任何极致化的表达都内在地蕴涵了抒情的因素，就像迥异于日常的荒诞叙事也能焕发出抒情的光辉，那么抒情从来都不应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专利。在蒋韵的理解里，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母题的“乡愁”和“生命悲情”，因其极致化的表达和反复的咏叹而被赋予的超越性和象征性，成了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东西，也天然地包含了浪漫的诗情。由此她质问道，“在经历长长的断裂之后，这样悠久的文学母题，难道真的就和我们今天的书写不再发生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