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 10月11日晚七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花落中国籍作家。

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称，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授奖声明还形容莫言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一时间，“诺奖”和莫言，成了炙手可热的名词。各大报纸、网站纷纷用头版、头条、专题的方式，报道获奖消息，紧接着领导祝贺、作协肯定、社论赞美。莫言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写作状况、获奖记录等等，也被一一披露。甚至其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战友笔友，都受到媒体的轰炸式采访。形形色色的诉求共同促成的“莫言热”，确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莫言获奖自然可喜可贺，引发强烈效应也在情理之中。但正如有网友所言，“盛宴” 过后，我们或许更应冷静思考：这到底只是现实文学生态下的偶然特例，还是一个可以复制的良好开端？换言之，我们更可期待的是，莫言获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何种启示，我们又将如何把这“中国文学的胜利”，如有些评论家欢呼的那样推进“新时代”？

  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

在获奖当晚于高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各路记者的提问，莫言表示，“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自己是从人性角度写作，小说大于政治，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

而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强调，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诺奖往往体现诺贝尔委员会的政治倾向。而一旦遇到中国文学，标榜客观性、推崇艺术自律性的西方媒体，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贴上政治标签。国内读者出于惯性思维，也想当然认为只有与体制“不合作”，作家才有可能获奖。事实上，在诺奖颁出之前，一些论者坚信，作为一名在非西方国家“体制内写作”的作家，莫言不符合诺贝尔委员会的“政治口味”，他不大可能获奖。

正因为此，一些国际媒体认为莫言获奖意味着诺奖出现了某种转变，它的政治偏执面对中国出现了“退缩”，虽然前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诺奖的一些现实主义松动清晰可见。俄罗斯《导报》猜测，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是有意打破以往的某种偏见。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也表现了同瑞典文学院大体一致的态度，肯定莫言文学成就。

毫无疑问，以莫言《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大气磅礴的作品，以其天才的想象、魔幻的冲击力，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他的文学成就配得上诺奖。诺贝尔奖基金会发言人埃里克·胡斯也表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依据就是文学价值，莫言得奖证明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及世界性。“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认为，莫言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他的地位就像福克纳、狄更斯和拉伯雷，他的作品能将人们带入一个独一无二的小世界。”

而从另一方面看，诚如评论家张旭东所言，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更在于，作为大多数扎根在中国社会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莫言没有兴趣去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形象。他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写出最好的文学。”

事实上，关于文学与政治的纠葛，莫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对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以特有的立场，有效介入现实

莫言的确很少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政治全无看法。他的写作立场、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隐藏起来。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

三年前，就《蛙》这部小说接受记者采访时，莫言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莫言年轻时，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言下之意，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有妥协，但他完全可以像歌德那样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因为此，他认为“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官方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 在他看来，许多作家都会面临一些不愿触及的敏感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家能做的就是注入想象，把问题从现实世界分离出来，并保证它的生动性和大胆性，具有现实生活的缩影。

而在他所能影响的可能场域里，他并不避讳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曾这样说过：“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他也并不总是耽于空谈。2009年值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本报发起作家签名本赠灾区活动，莫言就给予了积极响应。至于此前参与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也体现了负责任的精神。在今年8月和日本作家阿刀田高的对话中，他曾表示自己正因为超越了讲话精神，才拓展开写作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讲话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以此看，他选择参与抄写来表达对这个文本的敬意也无可厚非。而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莫言在自己的作品中，在提到中国的官僚机构、他们的小小特权以及书中人物与他们的对抗时，他从来没有退避三舍。

很显然，莫言颇具灵活性的写作立场，使他在中国文坛上格外与众不同。他不局限于狭窄单一极端的写作空间，而是让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一个纷繁的世界。然而，无论小说形式怎么变换，他都以自己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正因为此，评论家邵振国认为，莫言获奖会唤起写作者思考什么才是小说的“写实主义”的表述。“作家要关注现实，但不使创作停留在‘生活纪实’的书写层面，而是要真正赋予这种表述以文学性、艺术性的承载力和张力。”

更重要的是，眼下纯文学的不景气，读者群大面积流失，许多曾经严肃的小说家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偏离了严肃创作的轨道。莫言却依旧“忠实于自己的文学使命”。他是中国少有的长期坚持写作直到完全成熟的小说家之一。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学的这种坚持，也不失为一种毫不含糊的社会担当。基于此，书评人韩皓月表示，莫言获奖为中国作家的写作带来光亮和希望，激励国内与他同样优秀的作家更专注于良心写作，重新找回文学尊严。                  

从故乡出发，又超越了“故乡”

在很多人看来，莫言获奖虽不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已经赢得一席之地，但起码中国作家群体由此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文学自信。莫言获奖也因此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进入西方主流视野的标志性事件。

虽然如此，在高度评价莫言文学成就的同时，对其何以获得西方汉学家和读者的青睐，人们在认知上还是有不少差异。有些人认为，莫言之所以能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好的翻译。而之所以能被大量译介，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在风格更接近于西方文学界的习惯和想象。

实际上，莫言甫一获奖，就有一些人提请注意莫言作品的译作家们功不可没。他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随之也成了中国读者关注的对象。陈安娜表示，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最多，也是最精准的。有人也注意到，莫言作品的有些译本省略或简化了原作的一些段落和词句。但相比繁复有力的中文风格，干净利落的译文，却可能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欢迎和接受。

无可否认，如张旭东所言，西方读者是在西方文学脉络里用自己的语言阅读莫言的作品，他们有自己的接受传统和预期，一开始他们通过基本的类比，用自己熟悉的习惯、工具去理解莫言。“但只要他们读进去，就会发现他作品中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学传统等和欧美作家不一样。”美联社的文章也介绍说，莫言后来的作品尝试变换讲述者身份和采用天马行空般的叙事风格，常常被称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但瑞典皇家科学院彼得·英格伦强调，“用魔幻现实主义是对他的贬低。他并不是从马尔克斯那里直接拿来的东西，而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大概能解释，莫言的作品并没有刻意迎合西方读者。他能获奖，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写鲜明的、丰富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檀香刑》出版后，莫言就宣称，他要“大踏步地撤退”，撤退到从中国本土、古代和民间中去寻找小说再生样式的状态里。在莫言多部小说的编辑叶开看来，这是因为莫言意识到了当代汉语小说过于欧化的问题。“他明白，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就得从自己的文化资源里寻找再生性资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写作必得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作家们打着“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乡土的，越是世界的”的旗号，回到寻根的老路上去。莫言很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寻根”文学，其实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他所能给出的最重要的写作经验，更在于他的小说是从故乡出发，又超越了“故乡”，表述了20世纪中国人复杂的经验，并传达出共同的人类精神。而他后期的小说，尽管有着某种中国小说的形式外壳，里面实际上装了洋溢着现代精神的小说新酒。事实上，在他的作品里，有着浓厚欧化色彩的《红高粱家族》和更着重于民间书写的《生死疲劳》同样受到西方的欢迎。

尽管莫言认为，当下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自己最熟悉的中国当中，选取素材来获得灵感，是写作者不需要特别去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以此写出融合中西，且能传达人类经验的作品，却未必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从另一方面看，莫言获奖会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却未必可以得出中国文学表现强劲的整体判断。以此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途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