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词汇似乎天然地不够独立。它们是两棵相互缠绕或遥遥相望的树，或许是三棵、四棵。就像杨丽萍“两棵树”的舞蹈，没有了枝干相依的交缠，没有了相隔千年的守望，就没有了动人心魄的美感。无怪乎读到鲁迅的《秋夜》，开头一句写到自家后园里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们怎么看都觉怎么离奇的诡异。

于是乎，当我们在脑子里载沉载浮，总能发现太多相互伴生的词。比如，歌词里唱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说到中国人勤劳就不能不说到勇敢，尽管这两个词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关联。再比如，经验与想象，它们是如此“血脉相连”，以至于谈到经验必然会联系到想象，说到想象又不能不指涉经验。被放到写作的语境中谈论，就出现了这样怪诞的景观：与经验的丰富相伴随的必是想象的贫乏，有了想象的繁复就不免有了经验的欠缺。往往前者是上了年纪的作家的“特权”，后者则成了新晋写作者的“专利”。

果真如此？实际上，即便是一流作家的写作，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缺失的想象，还有一个很可能是想象的缺失。当我们过度强调经验时，往往掩盖了中国作家普遍欠缺想象力的事实，为所谓的想象力欢呼时，却只是把想象力等同于写一手漂亮文字，能编故事，善于运用比喻，诸如此类，却忽视了想象力在写作中最重要的体现，更在于同化和再造生活世界的能力，这甚至和作家是否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并没有直接联系。

然而偏离了经验的想象，不成了“无源之水”吗？经验！如若写作不是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而成就，难道不需要依赖于材料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托尔斯泰之所以写出《战争与和平》，必是本着学者的严谨态度，深入研究了俄国社会当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玛格丽特•米切尔因为听闻很多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往事，以至于能闻到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方能写出《乱世佳人》。惟其如此，当你知道斯蒂文·克莱恩，一个在人世间只活了二十九岁的美国作家，终其一生没经历过任何战争，其日常生活也和战争扯不上任何关系，却写出了不少文学史家眼里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红色英勇勋章》，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小伙子亨利在美国南北战争（小说中没做明确说明）中的“历险”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克莱恩以战争为背景，写了一个普通青年的“非典型”成长。他的笔触如此精确，隔了一百多年的时光，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小说强烈的现代感。当他写到“一群黑蚂蚁贪婪地爬行在死者的面孔上”，我们甚至感同身受，仿佛这群蚂蚁穿越时空爬行在我们的脸上。更重要的是，小说精确再现了小伙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他始终在生与死，前进与退缩，做勇士与当逃兵的两难之间犹豫彷徨。我们为这种时时刻刻的不确定性裹挟着向前，以致迷失在一片荒芜之中。或许，正因为克莱恩完全凭借自己的假想，才刻绘出如此迷离又如此真实的成长印记。而当我们回首过往，成长已然成了“确定”的记录，它从记忆的深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来，是如此确信无疑，又是那样仿若编撰。

正如很多成长小说，都会有“光明”的结尾。小伙子经历九死一生以后，看到“在河流的上空，一束金色的阳光透过层层灰色的雨云照射下来。”在我们的感觉里，他却依然为不确定性环绕，因为下一刻还可能是乌云密布。就像安娜·卡列尼娜走向自杀的过程，每一个瞬间都不确定。最终，我们也难以确定究竟是她选择了自杀，还是自杀忽然间揪住了她。这是小说的胜利，也是想象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