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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写作:“十字路口”的希冀与彷徨

(2012-07-15 17: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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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记者速评

70后”写作走到了“十字路口”。与之相伴随的激切与焦虑,体现在629日于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的“《六人晚餐》作品研讨会”上,便是对作家鲁敏这部小说新作“2012中国小说面向传统与现代的突围之书”的命名。且不论命名本身是否切中小说的精髓,经过仔细推敲的“突围”一词,显然并不单单指的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更是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70后”写作的希冀与彷徨。

    作为“夹缝中生存”的一代,“70后”作家有足够的理由申诉自己处身的尴尬境遇。恰如评论家张柠所说的,他们没有赶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不想去蹚商业写作的浑水;他们在书籍文化而非图像文化中长大,身上天然地继承了文学的基因,却是文学体制的局外人;他们熟知高度发达的现代技术媒介,却只能目睹“80后”等电子文化舞台上的表演者,既不能全力介入,也无法抽身而去。如此看来,“70后”作家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然而读者或许未必买账。他们同样有足够的理由质疑,作为孤独的个体的写作,过于强调代际的作用是否必要?理当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家,却把未能彰显应有的影响推卸给时代,是否失之于担当?“70后”的反抗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写作整体的愿望和诉求,又在何种意义上凸显了一些作家力争成为代言人的冲动?极而言之,“70后”作家的版图是否就那么完整?何以有突出市场表现的安妮宝贝等作家未能进入同代作家的观照视野?而更直观的看法或许是,在不少读者看来,“70后”群体中,极少有作家有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市场号召力,迄今也没有显示出余华、莫言那样的宏大气象。如若不是时代的轻慢,向以作品说话的作家,又凭什么要求读者给予盛情眷顾?

对于多数评论家而言,他们在肯定“70后”创作实绩的同时,更着眼于把其创作放在整个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坐标上做整体的打量。在评论家张清华看来,活跃在当下文坛的“70后”作家,大多已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写作履历。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到了写作经典化,或是部分经典化的年龄。然而,这一代作家虽然阵容庞大,但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的作家还非常之少。相比而言,60年代之前的作家,很多在20来岁就成名。他们创作的作品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很高的经典化程度,就已经堪为范例。

张清华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一代作家的写作特点。“他们很少写自己的个体经验,尽管写作往往从个体经验入手,但这种个体经验和时代的、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记忆、公共记忆之间有着比较牢固、比较明晰的关联。所以,他们关怀的通常都是大的历史、大的时代、大的场景,还包括对历史、现实或精神乌托邦的创造。这样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有大的气象。相比而言,‘70后’的经验方式比较碎片化,当下性比较强,他们的关注比较琐碎,比较丰富,通向公共记忆、集体记忆的通道却并不很顺畅。这体现出他们写作的特点,也正是其写作的局限与症结所在。”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相同的认识,评论家雷达在给予鲁敏的新作高度评价,认为其在非虚构盛行的当下,让人享受到真正的小说之美,且以微妙的细节,丰富的情趣及烘托的氛围,既写出生活的有名状态,又能写出生活的无名状态的同时指出,鲁敏善于捕捉周围小人物的悲欢、痛苦,她始终和她的人物处在一个共时的环境里,这种结构有相对的固定性,甚至是有些封闭的。“她没有拉开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也没有拉开一个大跨度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雷达认为,鲁敏的写作需要增强日常生活中史的意识。“我以为她需要把自己分成两个人物,一个是跟她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另外一个是站在史的意识的高度。照我看来,即使是在个人言说的时代,我们照样可以写出史诗。”

评论家李敬泽显然不能认同这样的见解。在他看来,所谓“文学一定要从个人经验走向公共经验”,所谓“增强史的意识”的提法,恰恰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我并不是说这些提法有什么问题。但只要深问一句你就会发现,个人经验中难道不包括了公共经验吗?时代也好,历史也好,它最深层的影响,难道不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吗?”由此他认为,《六人晚餐》从头至尾给人感觉就写的只是个单亲家庭六个主人公之间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对峙与分合发生在这个巨大的时代,显见地充满了这个时代在我们个人经验深处埋下的深刻的疼痛。

由此他认为,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不足,那不足之处并不在于它的语言,甚至也不在于它看似由六个中篇组合起来的多棱镜似的结构,而在于小说六个章节所呈现出来的六个角度,摆布得还不太有力。亦即这六种对世界不同感知、不同立场之间的冲突,这个应该变成整个小说重要的,甚至核心的戏剧性力量,感觉并没有真正抓起来。“但小说之所以取六个角度,绝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因为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意识的高度分裂和隔膜,而并非仅仅是六个人各有各的说法,所以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所能涵盖的。”

在评论 家邵燕君看来,这正是小说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我特别希望看到小说中的六个叙述主角,他们来自六个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追求和走向,必得拧在一起冲突。但他们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他们都像是上帝洒落在尘埃中的天使,都有圣徒的劲。他们都非常倔强,都非常强悍的执行自己的意念。如此给我感觉,他们只是作者手中的沙盘,都来自于某一特定情境下的程序设计。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作者能够真正把自己放低,真正落入到人物身上。让我看到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本身的处境和悖论,而非作者自己心中的那个悖论。”

    种种见解看似分歧,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基本命题,亦即李敬泽所说的,现在的小说创作到底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人及人心的问题。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创作,不论其狭隘还是宽广,都或多或少触及到时代的侧面,但堪为代言的伟大作品必然走进了时代意识的深层。在这个意义上说,正处于十字路口的“70后”写作,未必要回到,也无需回到60年代之前作家的那种大境界、大关怀。重要的是为其所独有的个人经验,是否能鼓荡起穿透时代的力量。当他们的写作终于奋力穿过似乎为命运下了赌咒的窄门,也就必然走向了宽广深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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