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14岁才开始进学校读书，却用汉文写下了一部优美的诗篇；他是一个极其本色的草原牧民，有着牧民特有的品质和情怀，从放牧牛羊到放牧“文字”，以一个普通牧民的身份书写自己高贵的人生历程；他是一个用生命撰写历史的歌者，袒露本心用文笔记录西藏“驮盐”这一即将消失的历史瞬间，以一种庄重的形式与这最后的文化仪式作别。他就是加央西热。他那部从最初酝酿到结稿直至出版历时8年的作品《西藏最后的驼队》，今年10月荣获“正泰杯”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奖，最近又通过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终评，荣誉纷至沓来，他却在生命的鼎盛时期悄然离世，像一颗刹那之间划过天空的流星，瞬间铸就永恒。

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

加央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藏族作家，他14岁才开始进学校读书，却用汉文写出了《西藏最后的驼队》这样具有极高欣赏价值的作品。这对于15岁才接触汉字的藏族作家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驮盐是藏北牧民千百年来的传统劳作方式，在藏族人的习俗里，只有驮过盐的男人才称得上是男子汉。加央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驮盐的经历，1994年，他得到一次跟随电影摄制组及驮盐队拍纪录片的机会，诗人的天性使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与藏北牧民曾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正以我们始料未及的速度在消失，他决心用文笔记录下西藏“驮盐”这一即将消失的历史瞬间，他取得了只有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才有可能获得的成功。《西藏最后的驮队》的出版，使读书界第一次听到来自藏北的声音。正如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藏学研究家次旺俊美先生所说：“在有关西藏题材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中，加央西热先生的《 西藏最后的驮队》，是我见到本土作家撰写出版的第一部。”以写西藏著称的作家马丽华以为“对读者而言，也许意味着你第一次听到来自藏北本土的声音。有了这一权威发言，你以往所见由我们这些‘他者’的相关描述均可被略过。”西藏作协主席扎西达娃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作者的亲历加上他对西藏风俗地理的熟稔，使他能够从更内在更本色的视角，对西藏雄阔的地理风貌进行描绘和对驮盐文化进行详尽的解读，在经幡的飘扬与歌声的缭绕中，准确地揭示西藏地域文化和藏族民族性格的精髓。”

加央的名字，可译作“智慧文殊”，他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文学结缘。与他有生死之交的好友吴雨初忆及加央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初始的情景时动情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藏北草原那曲小镇的一个夜晚，一位穿着藏袍的青年人敲开他的门，从宽大的藏袍袍襟里掏了好一阵才掏出一张薄薄的信笺纸，非常腼腆而虔恭地说：“吴老师，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那张信笺纸上分行排列的汉字，题目是：《开往北京的列车》。那首诗基本上只是几句顺口溜罢了，后来我还是将它作了修改，并推荐给一个刊物，使加央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印刷品。从那之后，加央用他15岁才学习的汉文，写出一组又一组令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诗人惊讶的诗篇，包括《盐湖》、《草原》、《岗仁波钦》等等。我们自愧弗如。”

加央藏族作家的身份使他在文学道路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正是这种藏族作家的身份使他取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就。《西藏最后的驼队》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加央献给我们的一份厚礼。或许我们还可以揣摩他的另一种意义：西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并没有占据一个很显要的位置，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扎西达娃如今也基本上从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撤离，而加央以他的勤奋、执着在文学创作上拓展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聆听这来自藏北本土的声音，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震撼。

一个极其本色的草原牧民

加央喜欢自称老牧民，与他关系亲近的朋友也以“老牧民”的称呼概然相赠。他小时候放过牧，自蹒跚学步起，至14岁读小学一年级止。他的朋友海帆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加央牧羊牧牛的那个年代，距今有30余年之久，倘若他从没丢下过放羊鞭或投石器，倘若他从没写过《盐湖》那样的著名诗歌，倘若他不是现任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他的老牧民的自谓，自然名副其实。但进而又想，加央常年勤谨牧役的可是文字，所以也不好说他不对。加央“老牧民”的自称名副其实，根本上却是源于他作为一个精神上的“草原牧民”特有的品质和情怀。他勤奋、朴实、真诚、热情。

加央的启蒙老师白吉先生回忆说：当70年代初我到班戈县小学任教时，教学条件是那样的简陋，学习环境是那样的恶劣，但是穿着羊皮祆的加央西热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地听取老师的讲授，孜孜不倦的吮吸着知识的营养，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汉语的基础知识。在那曲中学学习时，由于他的刻苦钻研的精神，以优异的成绩而留校任教。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仍然拼搏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的充实、丰富自己，并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征途。正因为他的这种学习精神，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和加央的交往过程中给《西藏最后的驼队》责编王德领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些情景：去年非典时期，加央不顾重病去寺庙为他们祈祷，并且给他们寄去藏香，以表关切之意。他更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短时间内给王德领写去十几封情深意长的电子邮件，和他交流改稿的意见。跟加央共事多年的扎西达娃对加央的敬业精神赞赏不止。尽管他是西藏作协主席，日常事务却基本上都是加央一手操办的，加央做事总是那样的细致、耐心、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让他非常感动，扎西达娃更是为在加央去世前两天没能守候在他身边感到深深的遗憾。西藏文联给予了加央这样的评价：加央做人很有原则，曾是个好县委书记、好文化局长，在文联和作协的工作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许多成绩，兢兢业业，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用小跑步走完了整个人生，用心血和生命为西藏文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用生命撰写历史的歌者

加央在《西藏最后的驼队(后记)》中写道：“驮盐，对我来说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假如，有一天我不写东西了（也许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那我一定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不过，假如由此说我是驮运路上的一个‘逃兵’，那是不公平的，我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在走，而不是一个‘逃兵’。”驮盐在西藏历史上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的劳作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它是一次远征，是人类为了生存向大自然索取的一次远征。“驮盐”对于加央来说却是精神意义上的一次远征，是加央为了见证和记录这一即将消失的文化仪式和自己生命展开厮杀搏斗进行的一次远征，在到达终点的时候加央倒下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凯旋。

西藏作协副主席次多回忆说：这些年，加央在繁忙的协会工作中参加和开展各种行政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能抽出时间，写出这样有分量的作品，我很敬佩他。我知道加央这些年身体非常不好，所以说，这本书他是用生命写出来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呕心沥血，其实什么叫呕心沥血，这就是呕心沥血。这本书我更看重的，是加央用生命对待人生价值的体现。扎西达娃更是以为：在我们的时代里，加央这种用生命写作的精神难能可贵。吴雨初说《西藏最后的驼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生命之作。

自1994年跟随电影摄制组及驮盐队拍纪录片之后，加央忙于作协事务一直未能展开《西藏最后的驼队》的创作。直到1996年，他得了肝炎住进了医院，在住院的两个月里，他感到应该用文字把这段即将消失的文化给记录下来。此后他分秒必争地展开了这本书的创作。他去世前不久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期间（写《西藏最后的驼队》一书过程中，作者注），我已记不清我住了几次医院，拉萨的医院我几乎全住过了，我还去北京看过病。我也曾经想过死，但一想到这本书还没有着落，我心里就着急，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写成这本书。2000 年3月我才封笔，直到出版前，我还修改了两次，又等待了4年，我这本书才面市，整整是‘8年抗战’”。

加央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用生命撰写历史的歌者。他为自己生长的大地而歌唱。他写这部作品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他想的只是通过创作为生活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牧民提供一次“发言”的机会，使更多的西藏之外的人们听到某种非同边缘的，来自西藏内部的声音。在驮盐——这种藏北牧民传统的运输方式正在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消失之际，加央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诚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肩负起“史官”的责任——就我个人来说，我始终无法摆脱西藏牧民的各种元素在我身上的体现，我只能宝贵着藏北这块园地，别无选择！”

对加央西热的离去，与他有生死之交的北京出版社社长吴雨初写了一副挽联：从藏北草原来，淳朴牧人，步步艰辛驮运路；往岗仁波钦去，奇才作家，字字心血鲁迅奖。这是对加央一生的概括。加央走了，他的作品和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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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西热，男，藏族。1957年出生于藏北牧区，1978年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调入那曲文化局，并开始文学创作。1994年调西藏自治区文联工作，同年2月在第二届西藏作协理事会上当选为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2001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2003年10月30日因病去世。

    《西藏最后的驮队》是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加央西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健康状况欠佳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少年时随驮队到盐湖驮盐的经历和后来随纪录片摄制组全程跟拍驮盐过程的经历创作的。书中除了真实地讲述藏北牧民自古以来驮盐这种劳作过程外，展现了很多关于驮队文化，如驮盐历程禁忌、驮盐用语、驮盐歌、祭祀等等藏北牧民在漫长的驮盐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符码，对藏北牧民的生活进行了多层次的介绍，树立了立体的、全面的藏北牧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