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郁达夫小说奖论证的尘埃落定，以中国现代作家名字命名的众多文学奖项中，又多了一个。

以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在浙江这一区域的特殊重要性，设立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非政府类文学奖，自是无可非议，甚或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当下文学界都期待新的“郁奖”能为文坛引领新风。作家曹文轩在给本次论证会的书面发言中就表示：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直占据着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对客观性、真实性的极端和机械性强调，压抑了文学的多样化。“郁奖”生逢其时，将使我们重返传统、湿润的抒情现场，增添人生飞扬的一面。

在《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看来，“郁达夫小说奖”的设立，就将是一次郁达夫的预热。“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动摇，绝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为郁达夫小说奖的设立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国内众专家的捧场，固然让我们对郁奖多了几分期许。然而，有太多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我们国家，很多奖项设立之初都是好的，后来会慢慢变质。为免奖项最终沦落为各种因素、各种势力之间互相角力，互相妥协和平衡的圈内人游戏，在评奖的程序和机制设置等各方面把好关，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郁奖论证会，尽管有主办方出于增加奖项知名度的考虑，众专家切中肯綮的发言，却开启了良好的论说空间。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谢幕，并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

尽管如此，有专家依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认为：浙江省委宣传部划拨专项基金，确保了该奖项的顺利推进，也使其可以更专注于对艺术纯粹性的追求，从而远离市场的侵扰，但是否同样能免除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奖项由《江南》杂志主办，草案条例中规定，凡在该杂志上刊发，符合评奖条件的小说作品，可直接参评；论证会也最后确定，最终获该奖的作家、作品，也将在该杂志特设的专栏上，各评委推荐的小说中做出选择。杂志社出于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和扩大奖项影响力的考虑，有这样的举措无可非议，但会否对选稿的趣味产生消极影响？尽管有这样的顾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郁奖和其他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奖项一样，都力求推选出符合作家精神的高质量作品，以求确保奖项的纯粹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然而，事实上我们做到了吗？答案还是难说的。且不说此类奖项，常给人“含金量不足”的印象，纵观历年获奖情况，总体上看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作家、作品，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很显然，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多少要体现出其精神内涵和一贯的思想追求。比如，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对自传或传记作品的要求是“以热心公益和爱国主义为主题”，而诺贝尔文学奖体现的是诺贝尔对科学和真理的执着追求精神。相比之下，有评论以鲁迅文学奖为例，提出质疑道：获得该奖的作家中，有多少人继承了鲁迅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又包含了多少鲁迅的精神？他进一步调侃道：假如鲁迅参评“鲁迅文学奖”，他能获奖吗？以历届得奖的作家和作品来衡量，答案是否定的。

有人把产生这种现象归结为此类奖项太多之故，因为奖项太多，真正有分量的好作品反倒被湮没了。“奖项滥设的结果，必然削弱真正的文学艺术评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鼓噪华而不实、追名逐利的浮躁之风，甚至隐藏着腐败与欺诈，戕害文艺的繁荣。”然而，以日本、法国为例，在他们的国家里，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大大小小有几十个之多，从数量上说，和我国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并没有因为此类奖项的多，影响他们获奖作品的含金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孟繁华一言以蔽之：不是此类奖项太多，而是有权威性、合理性、被普遍认定的奖太少。还是拿邻国日本为例，在他们国家，获奖是成为作家的重要步骤之一，一个文学青年可以通过文学奖，获得社会认可和各大出版社的关注，从而较为顺利地走上专业作家之路，但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得到其他更多的好处。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获奖在我们国家却意味着将得到更多的现实利益，由此种种奖项常常会蜕变为一些人借评奖或获奖以谋名利便捷的晋身之阶。而真正在文学上有追求，淡于追名逐利的作家，却为各类文学奖漠视。这样的后果是，尽管名目繁多的各类评奖，的确让文坛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带来的却可能是创作生态的灾难——追求的是现实功利而不是文学质量。

鉴于此，有评论家认为：好的文学奖评选的出发点，应该是鼓励创作，而不是谋取名利；应该科学公正，而不应该暗箱操作；应该具有独立品格，而不应屈服于承办方意志；应该以文为本，而不应考虑人情关系。倘使离开了这种本源的诉求，文学奖纵使再有鼎鼎大名的文学大家冠名，对文学带来的也不是促进，反而可能是抑制和阻碍。或许，未来的几年，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奖项，还会越来越多，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奖项更有权威性，会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时间和作品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