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波：“炼金术士”在路上

日期：2009-03-05 作者：傅小平 来源：文学报

    本报记者傅小平

    “只要还在‘表达’，就有希望，就有生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望翻译和创作生涯的来路，马永波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一个诗歌的写作者和翻译家，四十开外的他，多年来历经坎坷不改初衷，在多个领域留下了自己或深或浅的印记。是他，最早向国内读者译介了“诗人中的诗人”阿什贝利的诗歌，其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和独出机杼的翻译风格，得到了诗界的高度评价；他是最早把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精神传达给国内读者的研究者之一，对于当时在探索和前进中的诗歌界，这无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作为国内“元诗歌”、“叙事诗学”等诗歌流派的主创者和实验者之一，他写的诗歌，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其先锋精神和实验色彩，却时时让人注目。

    在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的一家酒店，记者见到了这位传言中诗歌界的“美男子”。说到自己熟悉的诗歌话题，他侃侃而谈，言语之间不乏北方人的豪气和冲劲；而一旦就某个话题展开争论，他的谈话即变得有些局促，尽显作为一个诗人所特有的敏感和脆弱；每每到停顿的间歇，他徒然之间会陷入沉思、不安的境地，和周围的环境顿生一种格格不入之感。或许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理解，他自称的性格内向、不好跟人交往，并非一句虚言。他所谓的翻译、写作、研究，说到底都是为了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虚无感，也绝非故作高深之语。为了解决工作、生存问题。在极北苦寒之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他，前几年一头扎进了南京。作为一个极其保守恋家的人，异地的生活让他时不时会生出一种漂泊之感。

    谈到翻译的话题，尽管非科班出身，他早就对外语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但开始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我在哈尔滨一家不景气的车辆厂，当了多年软件工程师，尽管有空闲时间，不过，当时的环境，并不适合学外语、更不适合做学问，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诗歌。”马永波坦言:尽管回头看，这些年自己在翻译上做出一点成绩，起先的出发点却仅仅是出于好奇，为了给自己的写作开阔视野，打好基础。“当然也有对已有的一些译本不那么信任的缘故，说句不好听的话，看不好的译本就像喝别人喝进肚子又吐出来的酒。”

    走过最初的混沌，从1992年开始，纯粹是出于一种个人兴趣，他开始系统研究英美后现代主义诗歌，同时开始了漫长的翻译。之后的五六年，他经历的焦虑和困顿难以尽言。由于做的是开创性工作，没有既定资源可供借鉴。而后现代主义诗歌，强调多元、拼接等理念，试图摆脱语言本身对诗歌的限制，遣词造句特别讲究地域性、亚文化，更牵涉到相当多的语种，要做好翻译，不仅意味着要把握整个诗学的流变，而且要掌握相当多的专业知识。如此一来，要面对和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所幸，艰辛的劳动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那就是厚达五百多页的《1940年以后的美国诗歌》及七百多页的《1970年以后的美国诗歌》。

    多年的翻译，让马永波体会到了艰辛，更多的还是快乐。“有时发现一个好的思想或句子，会高兴上好半天，好像生存的滞重一下子解除了。”也正是在这种快乐中，他“邂逅”了“亲爱的敌人”阿什贝利。“每每想到这么一个可说是当今世界诗坛上最重要的诗人，国内这么晚才有翻译，就心生惭愧。要知道他的长诗《一排浪》，在西方的诗歌史上，比艾略特的《荒原》还要伟大。我们却依然停留在言必称《荒原》，并把它奉为圭臬的阶段。”

    在马永波的感觉里，翻译阿什贝利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一旦你真的进入他的语言世界，感觉有如神助。比如他最著名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我仅用一周多时间就翻译完初稿。但是，我接着付出的是连续失眠五天的代价，他的高智力的压迫，虽然没有压垮我，却足可以让人崩溃。”然而，说到阿什贝利给自己写作诗歌带来的影响，他却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他说:毫无疑问，基本上汉语里重要的诗人都能找到他们隐秘的西方诗学资源。比如，朦胧诗与白银时代，欧阳江河与布罗茨基，女性诗歌与自白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在生硬地模仿。就拿我来说，我的诗歌创作和阿什贝利、毕肖普、希尼，甚或整个的美国当代诗歌，都有着某种关联。但谈到我到底从中吸收了什么？我想还是其开放性和活力本身，而不是风格与语言技巧。“大师的精神可去领受，大师的语言风格最好不要去学，毕竟人的生命质地不同。”

    许是多年浸淫于书斋，且在大学任教数年，马永波的诗歌多少沾染了学院气。这成了他为民间派诗人所诟病的一个缘由。自称“炼金术士”的马永波对此不以为然。“我就是个书呆子，对思想之外的东西没什么兴趣。但我不赞成学院派和民间派的说法。”在他看来，诗人，只有通过摄取知识，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其诗作才有可能臻于比较完善的境地。“汉语诗人不是文化太多，而是太少，就拿语言来说，能够直接读外语的诗人寥寥无几。文化视野狭窄，势必使得汉语诗歌自我繁殖自我模仿，成为封闭系统，而不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

    说到当下的诗歌环境，马永波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诗人总是急于将种种花样翻新的技巧拿来快速经历一遍，却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气质。尽管，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他倡导多元共生、良性循环的诗学精神，但他还呼唤建立一种诗歌的标准，“因为只有确立这个标准，才能恢复诗歌作为技艺含量最高的艺术的尊严，恢复对广大高深的难度探寻的尊重，恢复诗歌不为任何外在目的所决定的独立的内在美学价值的尊荣。”

    马永波，文艺学博士。1964年生，1986年起发表诗歌、评论及翻译作品共八百余万字，是大陆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家和研究者。出版《约翰·阿什贝利诗选》、《为美而死——迪金森诗选》等著作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