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三部曲”首次引进出版

博达尔：再现上世纪初的“中国记忆”
 
 

    一个上世纪初在中国出生的法国人，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华领事；步入中年，他开始为父亲、自己和母亲逐一“立传”，以境外人的视野，记取了中国上世纪初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风云……《领事先生》、《领事之子》、《安娜·玛丽》组成了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带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已故法国龚古尔奖得主吕西安·博达尔的“领事三部曲”，近期由北京世纪文景首次引进出版。
    “三部曲”描写了博达尔一家三口在华的经历，从法国外交官的生涯中，映照出晚清以来中国的百年动荡。《领事先生》写的是作家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中国四川的往事。阿尔贝·博达尔在“我”三岁那年，从重庆来到成都任法国驻成都领事。当时的成都既是川滇军阀势力斗争的矛盾焦点，又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围绕着鸦片和军火贸易，一条连接河内到成都的铁路计划在领事先生脑中逐渐成形，于是印度支那总督梅尔兰、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云南军阀唐继尧、法国政治流氓杜蒙纷纷卷入了臆想的阴谋之中……
    《领事之子》则讲述了作家在中国的童年故事。凭着法国驻云南府领事之子的特殊身份，“我”亲见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军各派系间你死我活的地盘争夺，亲见了父亲同各国领事间尔虞我诈的利益拼抢；也见证了曾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听到了当年中国各种思潮、各种党派间的激烈矛盾。第三部《安娜·玛丽》写的是作家母亲的故事，博达尔夫人安娜·玛丽以孩子的教育为名，带领10岁的儿子吕西安离开貌合神离的丈夫，回到巴黎。在巴黎，她令人赞叹地扮演着贵妇人的角色，构筑着自己理想的王国……
    诚如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博达尔的一生充满传奇，这位纯正的法国后裔 1914年1月9日生于中国重庆，又因身为驻华领事的父亲的工作调动迁至成都、云南府(昆明)，童年时便已游历中国的西南并直下法属印度支那，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小友，越南末代皇帝保大的玩伴。1924年，小吕西安随母亲回到巴黎。30岁时开始记者生涯，又在印度战争期间成为战地常驻记者。年近六旬，博达尔开始了自传体小说“领事三部曲”的撰写，《领事先生》出版后即获联合文学奖，博达尔的小说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摘下了龚古尔奖的桂冠。从小不甘太平的博达尔还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出演了四部电影，其中的一部《玫瑰之名》为他在法国电影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博达尔于1998年去世，没能亲眼看到“领事三部曲”回归他魂牵梦萦的中国。
    尽管博达尔只在中国度过儿时的十年时光，中国之于他，却大抵如越南之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印度之于奈保尔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出生到10岁，中国浸入了博达尔的脉门呼吸，成为他一生震撼人心的起点。在谈到写作的缘起时，博达尔表示:“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需要。显然，我要探询的正是‘需要’一词。需要从何而来，来自怎样的忧愁，又是来自何种怀旧的心？”书评人李天纲可谓深谙博尔达的这种心理。他说:博尔达一家从东方归来，小博尔达必须从“中国人”做回法国人。这是一个典型的“身份认同”问题，海外归来以后，“东方”的经历，是他的财富，也是他的包袱。该卸除的卸除，该拍卖的拍卖，而方法只有阅读、理解和写作。
    由是，博达尔在写作中申明:风烛残年之际，我惟有一个信念: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或许也是惟一的方式。或许正是出于解决内心冲突的强烈诉求，博达尔笔下的“中国记忆”不再是时间、地点、人物的历史要素的交代，也绝不同于报告文学式准确的深情；在博达尔这里，一切都以极端法国意识流的姿态奔泻而来，裹挟着精神分裂般的个人追问、父子冲突、恋母情结、奇想的暴力与扭曲的肉欲，他用这种冒险的文学体裁，迫近那些对他而言可以洞察的真理。很显然，“三部曲”存录了动荡中国的传奇，可是我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却是作者细腻的内心生活。历史和文学，被作者缀合得天衣无缝，这是“三部曲”读起来让人兴味盎然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介绍，中国读者开始对西方作者的“东方叙述”存有戒心。“东方”，历来是法国人展开浪漫想像的国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西方作者，为了迎合同胞的想像，满足他们的文化自豪感，确实会编造、曲解、丑化东方。博达尔的“三部曲”却给人留下了比较真实的印象。作家彭荆风在读了“三部曲”后表示:某些西方作家在描述旧中国的过往时，经常难以摆脱他们所知不多的浅陋或居高临下的倨傲，难以给中国读者亲切感；博达尔不同，他是从一个领事的小儿子的纯真视角来观察、思考、回忆过往，既不掩饰作为法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父亲的行径，也不放过那些既是军阀又是英法傀儡的丑恶，更不忽略他所看到的四川、云南人民的苦难。
    有评论家称:如果把“三部曲”当作一部中国近代历史教材来读，那么它不是宏大叙事的“通史”，而是一部以小志大的“地方史”。小博尔达在成都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封闭、军阀割据的大西南。不过，“地方史”的价值也是双面的，深入“西南”的特殊经历，奉献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地中国，却也使博尔达的视野带有“边缘”性质。很显然，博达尔的“中国记忆”为中国读者拓展了新的视野，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历史和人生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