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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傅小平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艾柯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他48岁开始写小说，在距今27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出版了5部作品。当有人把他在国内热销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与《达·芬奇密码》作比较时，艾柯回答:“这不是问孔子和米老鼠有什么不同吗？”
◆艾柯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演讲，旁征博引尽显“跨文化学者”的大师风范。尽管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事实上，艾柯在演讲中表达的与他在7年前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的第三个千年目标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即孔子所言“和而不同”。在北京演讲中，艾柯再次提到孔子，提到“家和天下兴”，以说明和平应成为世界发展的范例。
一件考究的西装，浅蓝色衬衫外打着一条橙蓝相间的领带，衬衫扎在裤腰里，啤酒肚明显外露，灰白的络腮胡子挂在两边脸上，嘴角习惯性地叼着一根从不点燃的雪茄。3月8日，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来到上海，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波多里诺》新书发布会上与读者见面。在现场，不论是亲自对新书所做的介绍，还是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谈吐、举动都充满热情。而对于那些不能引起他兴趣的问题，他往往会给提问者做出一个意料不到的回答。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艾柯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将他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并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今年，距离艾柯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已经过去整整20个春秋。他的著作《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都在国内拥有了众多的读者。而这次中国之行，也并非艾柯第一次来到中国。早在1993年，艾柯就沿着丝绸之路来中国寻龙，并在北大发表了《独角兽与龙》的演说。不同的是，十几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艾柯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现在每一篇评论艾柯的文章，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要在他那名字之前添加上一系列头衔: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
小说家艾柯:“我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阅读和重读，我也读当代小说，但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差，我会被激怒，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好，我也会被激怒。”
艾柯48岁开始写小说，在距今27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5部作品。此次，艾柯来中国，正值他最新的小说《波多里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如同艾柯此前在国内热销的代表作品《玫瑰的名字》，《波多里诺》同样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从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到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再到修道院阴谋、阿基米德的镜子、传说中的东方祭司王国。书中主人公——意大利历史名城的守护人波多里诺是一个天才的骗子，他声称自己讲述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有趣的是，他的谎言总是一出口就变成真……悬疑推理、魔幻现实的色彩，加上探寻真假的思辨意味，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搞笑的怪异之作”。
尽管有《波多里诺》作为噱头，记者提问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玫瑰的名字》上，就这部小说和《达·芬奇密码》的比较，艾柯回答说:“这不是问孔子和米老鼠有什么不同吗？也许我的第二本小说《傅科摆》还有点可说的。但丹·布朗写小说太认真了，在我那儿，也许有的只是些符号。”现场有记者问他，《玫瑰的名字》和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如此相似，它们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艾柯打断了提问者:“这是我来中国听到的第6个同样的问题，我从不读帕慕克，不了解他的风格，还好我的作品比他早出版。”
记者想知道涉猎广泛的艾柯最喜欢哪些作家。他回答:“通常情况下，我努力不予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是‘谁是你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如果说只有一个作家对我来说具有最大的影响，那么我太愚蠢了。在20岁的时候，的确有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乔伊斯是我的文学偶像。当代作家中，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虽然他是我的朋友。随着年龄渐长，感觉很多事情都在重复。我也读当代小说，但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差，我会被激怒，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好，我也会被激怒。”
艾柯说:我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阅读和重读。我甚至还翻译了法国作家奈瓦尔的《西尔薇》，因为我太热爱那些文字了。我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它，研究它，终于在几年前又翻译了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奈瓦尔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的每一部作品，要么某个章节的标题，要么文中某个词汇，都直接引自奈瓦尔。
跨文化学者艾柯:“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
在来上海之前，艾柯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演讲。在演讲中，艾柯旁征博引尽显一个“跨文化学者”的大师风范。尽管阐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事实上，艾柯在演讲中表达的与他在7年前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的第三个千年目标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即孔子所言“和而不同”。在3月5日的这场演讲中，艾柯再次提到孔子，提到“家和天下兴”，用来说明和平应成为世界发展的范例。
艾柯在演讲中做了近一小时的主题发言，从分析经典性战争和后现代战争的不同谈了治与乱、战争与和平的联系。他认为，人类要从过去70年世界大变化中反思和获取经验。过去，战争是用武器定义的，但战争的定义发生了3次重大变化。从在地理地域中进行的对手双方正面作战、消灭敌人，战胜国接受国际条约，不会过分破坏战败者的经典战争，到以海湾战争为典型例子的后现代战争；而“9·11事件”标志着战争的再次变化，他认为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同恐怖分子交战的开始，在这里，正面交战的原则消失。但随后在局部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却是经典战争。
他描述了经典性战争和后现代战争的不同，后现代战争带来了国际交通安全的风险，也影响了全球工业，满足了军火商和西方媒体集团的利益。后现代战争允许记者在本地采访，进行信息服务，信息流动起到情报机构的作用。在后现代战争中，没有人是胜利者，政治斗争仍然继续，形成政治均衡，但这仍旧是战争的延续。无论是经典战争还是后现代战争，均未解决人类在心灵、精神上的境遇。
他同时强调，现在比以前更糟，和平是军事压力和征服的结果，但往往在边缘造成冲突。如果有和平，往往是“我们”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和平全球化是建立在全球化边缘人的痛苦之上的，要实现普遍的和平，就要寻找共通语言，理解语言中和平的含义。针对记者有关他这场演讲的一些提问，艾柯一一耐心做出了回答。
符号学家艾柯:“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翻译。如果说存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那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我们发现不断有语言在消失，但要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艾柯众多的头衔中，符号学家无疑是最显著的一个。有专家称，艾柯的符号学为大众文化、传播科学和信息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艾柯回到校园，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开设了符号学课程。面对这个显著的身份，记者自然不愿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约而同提了不少关于符号学方面的问题，或许因为对符号学理解有限，提问多在"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等符号学浅层的问题上绕圈圈。对此，艾柯在回答时显得有些无奈。
只有当问到翻译问题时，他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说:“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翻译。它很难准确传达出另一种语言所具有的精髓，如果说存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那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艾柯热切关注不同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问题。近些年来，东西方在相互理解上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加深，代沟依然存在。然而要把文化交流寄希望于语言隔阂的消失，那是不现实的。艾柯说:“近些年，我们发现不断有语言在消失，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要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尽管身份和头衔众多，艾柯应对起来却是游刃有余。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日常生活方面的提问时，艾柯说:我安排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很精彩。不像有些作家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我的写作没有缜密的安排，我可以在火车上、厕所里写，只要灵感来了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生活有很多间隙，就好比一个银河系，如果把星系间的空间抽掉了，银河系就会变得很小。我用的就是这些间隙空间。比如我可以利用等航班的时间，甚至朋友从楼下到我客厅的几十秒时间里，都有可能构思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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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5 16: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