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读唐敏送来的信，信是一位南京市民写的，写他被一种叫做“蓝光”的超级机器迫害了一生，描写很是逼真。我就问编务助理唐敏这样的人多不多，唐敏就跟我说那个点歌的故事，我瞬间被击中。不是读者要南方周末点歌的荒诞，而是被唐敏的温润人性所打动，她性格美好，才会体谅一个疑似精神分裂患者的要求。聊得越深入，我就越对她的接线员生活感到惊叹，也越清楚地知道，她虽然没有做过南方周末的记者，但她就是南方周末所在，痛痒关系。后来，编辑杨老师判断出了这些琐事的价值，让我采写。于是，我从唐敏那里听来这些往事，现在又讲给大家。

电话接通时，男人正站在房顶，面前是慢慢聚拢的拆迁队员和推土机。

“请南方周末为我说句话！我除了往下跳，别无选择。”尖叫、喊话、咒骂，伴随着通话的电流声传过来，然而泣诉却是清晰的，始终都只是一句——你不要劝我了。广州炎夏的午后，在厨房忙活的我一瞬间就被这声音拽进了冰窟。

我感到自己在发抖，拿话筒的右手没了力气。“冷静一下，你要给时间，记者才能看到你啊。”我像复读机一样不停说着。电话那头呼吸渐渐平静下来，说了一句谢谢后，电话挂断了。时间流逝，每天都有许多新电话打进来。这个男人的电话号码和他家所在的城市都模糊了，我却一直记得那句“不要劝我”，像是一枚针，在心里戳得很深。

在报社的编辑部，我的办公桌就在门口，进门都要从我面前经过。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就像是耳朵要露在外面，接线员就是报纸的一只“耳朵”。城市街角或者山乡僻壤，素未谋面的人们通过蛛网般的通讯网络连接到我桌上的话机，讲述他们的悲喜，日复一日，以至于我会偶尔觉得握住听筒就能听得到这个国家的叹息。

这多是一些被拆迁者的呼救，冤案受害者家属的求告和失去独孩老人的浊泪。很多人几乎都没法完整表述他们的遭遇，但压抑、辛酸、沉痛的气息仍能透过漫长的电话线，敲打在我的脑海里。

那声音里面有刺。

说这句话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的前任接线员，她每次接完电话回家，听到门铃声都会觉得惊心。说完这句话后不久，她就辞职了，我接替了她。每当我思考她离开的原因，我会想那句“不要劝我”，那是一种被绝望包裹的希冀，听到就足够心碎了。

虽然，我劝住了这个准备跳楼的男人，但是我内心从未安稳过。拆迁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每个县城甚至是每个集镇都存在，作为一份周报，是无法关注到每个具体案例的。编辑部里的编辑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久了，我也明白，这样的报道是做不了的。并非我觉得不重要，而是媒体有自己的规律。

“我会把你的情况转告编辑，如果五个工作日没收到回复，南方周末可能就不报道了。”这是我工作最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但有时候却说不出口。

2006年的一个冬夜，我接到一位大龄准爸爸的电话。“女友已经39岁了，如果强行引产，就再也没机会当妈妈了。”准爸爸姓罗，他告诉我说，孩子并不是政策外的，只是手续繁琐，证件尚未办齐，计生部门却强迫他们立即引产。说着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想到这关乎一个婴儿的生命，手足无措的我将情况汇报给了编辑部。

吴晨光是当时的调查编辑，他分析说这个事情无法上版面，但一定要帮他。吴拨通当地计生部门的电话，说如果敢强制引产，就曝光。当地官员承诺说，会尽快帮罗先生办手续，不会引产。

除了电话倾诉，很多人也通过信件将材料或者证据寄给报社，其中也不乏举报。有次周四上午，三位警察到报社来，说是收集证据，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副总编辑伍小峰。三位警察要找的是一个公司帐本，三大本。伍让我把帐本藏起来，说要保护好读者，不能给警察拿走了。警察没找到帐本，就悻悻地走了。后来，南方周末搬新楼，伍还让我把三本帐单都带上，我看了看那些书页都黄了，一触就破掉。

那个帐本反映的问题并没有报道价值，但是这些年就一直放在那里，我每次看看也觉得放心，就像是给读者保守了一个秘密。

作为媒体接线员，沉重和苦闷之外，哭笑不得也是常有的。有老干部打过来电话质问，你们报纸怎么这么多广告，你们堕落了。我跟他解释，必须要有广告报社才能生存，他不听，让我找报社的领导给他解释，威胁说让领导开除我。还有读者电话说，让我们报道他公务员名额被占的事情。他说自己十五年前时考上了公务员，但是名额被别人占去了，他的电话会在每天中午一点半我吃午饭时响起，开始每天如此，逐渐改为两天一次，后来又改为一周一次。但每次通话都只有一句——你们帮帮我，是那种气若游丝的重复，冷若冰霜。

“嗯……我要点歌，邓丽君的歌。”2010年春天，一个平静的年轻男音打来电话说要点邓丽君的两首歌。我告诉他说，南方周末是报社，不是点歌台。他挂了电话，隔天第二次仍然是平静的语气：南方周末，我就想听你们放的歌。第五次打来，我爽快答应了，我让他等五分钟。之后，我请实习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搜了那两首歌，等电话再响起，我告诉他，这是南方周末为你点的歌，请听。

办公室里响起邓丽君绵软甜美的声音，两首歌放完，那个着魔一样嗓音的电话就没有再打来了。

打电话来的这些人都从我的耳畔匆匆经过了，绝大多数都不再往来。吴晨光那通义正辞严的电话后几个月，罗先生打来电话，声音轻松愉快：我的孩子已经100天了！谢谢你们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做的努力。我握着话筒，眼圈一下就红了。

这是极少的欢欣时刻，我会一直想起那些泛黄帐本的主人，不知道他现在过的如何。我也想到那个楼顶的男人，他的家和家人好不好。每次拿起话筒，我都会更理解那句“不要劝我”，因为非常多的原因，报道无法帮助他们，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劝说他们，或许就这么听着，也算作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