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觸穆時英是讀他的小說《夜總會裡的五個人》，小說裡各懷心事煩憂的五個人在夜總會裡相遇，但憂煩是沒法分擔的，心事也是不能交換的，這是新感覺派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

來到香港工作後，一日忽然想到穆時英也曾在香港待過，據說曾在西營盤薄扶林道一代住過。那時抗日战争已經開始，穆时英赴香港擔任大鹏影片公司的導演，拍攝电影《夜明珠》，是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在那個年代是常見的故事。特別的是拍電影時，穆时英還真喜歡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最终也和她結婚。然而，大膽追求愛情的他在香港的生活並不順利，因為不会讲广东话，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

同樣不會粵語的我，自覺頗能體會他的窘境，有時本地朋友也熱心相邀，開始時大家儘量說普通話，說著說著開始夾雜粵語，然後就全是粵語了，鴨子聽雷的我於是被晾在一邊，沒法，香港還是個說粵語的世界，不會粵語，於是有了隔閡，也有了限制。

結婚後，穆時英和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房子里陳設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相較於此，我的兩室一廳，安置的是宜家家居的桌椅床櫃，境況算十分舒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曾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做的時間並不長。1939年，穆时英应新感覺派另一位具代表性的作家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政府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政府工作时，日本人還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這一日，在香港的我因為房東有意售屋，我卻無意也無錢買屋，三十多年的老屋，只有四十幾平米，售價卻逾三百萬人民幣，還得加稅。估計不多久我就得搬家，看著屋裡的雜物不免發愁，朋友建議我去租個迷你倉，可將一部份雜物寄存，萬一一時沒找到合適的房子，還可先住酒店。香港除了少數富豪，一般人居住空間非常狹窄，六十幾平米住上三四個人很一般，曾聽人說香港不但有雙層上下舖，還有三層的，可見空間利用的程度，許多住家缺乏儲物空間，而作為國際港碼頭邊卻有許多大型倉庫，這些大型倉庫因應需要分割成許多迷你倉，於是東西沒處放就到倉庫去租一個空間。

“幾時才能回到誕生我的都市裡去呢？如果我將老死在這裡，那我想，我的生命實在是一個悲劇。只要能再看见黄浦江的浊水,便会流下感激的泪来吧。”這是穆時英客居香港時所寫的一篇散文裡的一段，由此可知他的心情。我倒沒有如此悲愁，歲月平和，一年中也回台灣好幾次，穆時英在香港想念上海，但是香港除了廣東人，相較於內地其他地方，從上海江蘇浙江等地來到香港的人還是相對比較多的，好比香港的蘇浙同鄉會便很有名，1953年在港辦蘇浙小學、蘇浙公學等4所中小學，同時還辦有安老院、醫療中心等多項公益福利項目。家鄉有需要時，旅港蘇浙同鄉會也以多種方式向家鄉提供援助。蘇浙同鄉會並專門設立了“蘇浙滬家鄉教育專款”，資助蘇浙兩省及上海市推廣電腦教育。中國的同鄉會既有撫慰鄉愁的作用，還有回饋造福鄉里的意義。

    而撫慰鄉愁最直接有效的大約就是家鄉菜，身在異地無法返鄉,吃著家鄉的食物,總有一種彷彿回到家鄉的錯覺,得到暫時的溫暖,想來穆時英在香港時,也懷念著上海菜吧.所以香港蘇浙滬同鄉會還設有餐廳，油燜冬筍、清炒蝦仁、燻蛋、豆沙鍋餅、芝麻蔥油餅都是地道的蘇浙風味，如今餐廳採會員制，香港採會員制的会所餐廳很多，且且往往不是你願意付會或是付得起會費便能加入會員，所以感覺更有階級差別。

而這些階級上的差別，是否也是穆時英等文人來到香港時難以適應的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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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蘇浙滬同鄉會餐廳的油燜冬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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