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連著名學者陳寅恪在香港都因為房租高而感到煩惱，我突然感到安慰了些。

    1938年初，陳寅恪來到香港，他在香港安置好妻子孩子後，一人去了雲南蒙自。陳寅恪1939年夏天重返香港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寫道：“七月三日到家，以勞憂故，略感不適。”妻子“病仍劇，不但不能起床，即靠枕飲食，亦即心跳……”。這回取道香港，是應牛津大學之聘遷往擔任教授。陳寅恪再次孤身一人上路，計畫搭乘八月底開往法國的船赴英。他寄給傅斯年的信中這樣寫：“弟心緒甚惡，昆明親友處，皆懶于寫信……弟讀陳簡齋詩，即用其語而和其詩，中有兩句列於下，可明弟之情況也，‘還家夢破懨懨病，去國魂消故故遲’。”

    然而戰事擴大，陳寅恪去英國的計畫不得不延擱。1939年夏，陳寅恪困居香港，他在信中描述當時自己的心情：“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任。”“懨懨”、“不適”、“憂悶不任”、“心緒甚惡”、“不勝悲”，這些字眼透露了陳寅恪在香港的感受，當然這樣的心情不完全是因為香港，更多是因為當時的大環境。

    沒去成牛津大學，杭立武與香港大學商定，聘請陈寅恪為港大哲學客座教授，聘期一年，但薪水是由中英庚款委員會支付而非香港大學。

　　陳寅恪雖是著名學者，但據說他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艱苦。那時，他住在九龍太子道 369號三樓後座，離港大不是很遠，但需要渡海，再轉乘電車，單趟就得花兩個小時左右。其實即便今日，算起來面積不大的港島九龍新界，但是因為海因為山，從一地往另一地，地鐵轉乘或大巴小巴，動輒一個多小時花在路上。陳寅恪在香港不單是經濟匱乏，精神上也並不富裕，除許地山、馬鑑、陳君葆等人外，沒什麼朋友。陳寅恪要想離開香港，隻身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宜賓縣李莊，此處我曾特意前往過，對於戰時的文化傳遞即使艱困依然延綿不止印象深刻，對於宜賓燃麵的香辣美味也念念不忘。但是當時陳寅恪卻連路費都籌不出，讓人感嘆中國知識分子的清苦，更何況他還想將家眷送至廣西唐筼老家也是一筆花費。

天星小輪曾經是渡海的重要交通工具


擁有百年歷史的香港電車負載了多少人的記憶

                其實初到香港，許地山的夫人為陳寅恪租了距離她家不遠的房子，當時許地山的家在羅便臣道125號，而陳寅恪租的房子是羅便臣道104號，但是這裡房租較貴，且在半山腰，生活不便，每日買菜都得爬上爬下，所以決定找一個既便宜一些，也不用爬坡的地方，於是搬家到九龍城附近的福佬村道11號三樓。他們新找的這個地方，是與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沈乃正的家眷合租，兩家分攤房租自然便宜了很多。

    至於九龍太子道，他們則租過兩處地方，一是在一幢樓房的頂層五樓，陳夫人身體不好爬五樓很吃力，中間一度又搬家到山林道24號三樓。後來因為前往英國一事延擱，生活中種種花費卻仍在持續，陳寅恪經濟愈趨窘迫，他們只好再找一個更便宜一些的地段，再次搬家到九龍太子道369號的三樓後座，在這一直住到香港淪陷。

    陳寅恪一家人住過的太子道的是1920年代香港政府為開發旺角，興建了一條連接九龍城附近的道路，原名宜華徑。1922年英國皇儲愛德華王子到訪香港，參觀了這條道路的興建工程，香港政府翌日便將路命名為“愛德華王子道”，所以搭乘地鐵時若留意，便會發現太子站的英文是愛德華王子。1930年代，啟德機場及九龍灣一帶開始發展，太子道被延長至牛池灣東部，有了太子道西和太子道東。住在這裡的好處除了房租較低廉，張羅生活所需種種也方便些，但是環境難免不夠清幽，缺少一點風景。

　　陳寅恪不但把教書看作是自己的職業，而且也當作是終身事業，上好課是應盡的責任。他在香港大學上課一開始是權宜之計，並非長久打算，但他絲毫不懈怠，教學和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一樣認真。教書對他而言待遇姑且不論，確實是人生樂事，他對待教學與研究如何分配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時，他選擇把教學生放在第一位，個人研究放在第二位。最近台灣大學教授論文涉及作假，醜聞一出，各界譁然，紛紛質疑為人師者的品德。作假當然令人不齒，也不值得同情，但是當今內地台港均將大學教育工作量化，上多少小時課，必須完成並發表多少論文，那種終其一生潛心研究的學者是無法達到標準的，必須每年發論文，趕集式的出席研討會，三年五年拿到政府預算，自己閉門研究也是不行的，一定要為學校拿到研究經費……走在香港街頭，思及陳寅恪，他那時的艱苦困難和時局有關，如果他生在今天又會怎樣？大約是去了牛津大學。

    但如果沒去，留在國內又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