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奈年光似水声

——读子蕴《我的天津系列》有感

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随着国内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些沿海口岸，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内地城市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新与旧，中与西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先在这些新兴的沿海口岸中碰撞、交融。碰撞、交融的过程，加快了这些口岸的近代城市的发展步伐。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些沿海城市，已经形成了有别于内地也有别于西方的城市景观、社会风情和城市文化，造就了中国近现代一段独特的文化，影响深远，很值得后人去研究。所谓“说不完的上海滩”，就是对那段历史的不断地陈述和思考。

每一个时代或时期，都有自已特有的不可复制的文化现象。对已逝去的时代不了解，往往是“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的原因之一。因此，客观、真实、中肯的回忆录，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充。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天津，依然还有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后的那种带有“津门味”的文化风情。子蕴的《我的天津系列》（以下简称《系列》），记录的那些生活细节和轶事，正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真实写照。你看，相声、评书、快板、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天津时调完全可以与家庭舞会、老式留声机、30年代的情歌和西洋舞曲相安共存；旗袍外面罩一件西式的开斯米羊毛衫或者短款的西式外套，中西合璧，别有一种风情，高雅无比。服装的这种中西融合，就是文化的一种融合。五十年代的儿童游戏，也是当时社会文化风情的一部分。滚铁环、弹球儿、拍洋画儿、打弹弓、抽嘎嘎、弹球儿弹、跳绳儿、跳皮筋儿、跳房子、拔根儿、“过家家”等等。现在的孩子还玩吗？不但不玩，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当然，现在的孩子不玩这些，不说明现在的孩子生活就无趣了。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风情，已经逝去的无法复制，新的文化形式不断涌现，这才是常态。我说当年这些儿童游戏是文化，绝非拔高，“猴皮筋儿，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不是文化吗？还有那些伴随着游戏的儿歌、民谣不就是文化吗？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内涵，《系列》才耐看。如果说，这就是“乡愁”，那么，这“愁”字，是满满的“情”，是久留心底的暖流。

《系列》里那些童年生活的有趣花絮，始终飞扬着这种“情”，这是那个年代深烙在子蕴心间的文化风情，之所以不能忘情，是因为这“乡情”涵淹卵育了她纯然的童心。这些“乡情”，来自于长辈们讲的故事，来自于那些民间的神话传说，来自于童时玩的游戏，来自于那些看过的连环画、戏剧、电影，听过的曲艺，走过的街巷和住过的房子。

《系列》特意写了“洋房”，因为“每一座洋房都在喁喁述说着自己的故事”。城市的建筑就是城市的历史记忆，每一座楼房都是一段特定文化的凝固。譬如当年上海的石库门，广州、厦门的骑楼，青岛的劈柴院等都是中西结合，各具特色的“民国建筑”。虽然它们无言，诉说的却是一段文化交融的历史，熏陶着来来去去的住客。即使这些老楼被拆除了，但它们所见证的历史和文化早已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系列》回忆了五十年代的天津教堂，触及到了近代中西文化对峙、碰撞的问题。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充当了侵略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佩服姥姥的见识，短短的几句话把近代西方宗教对中国的影响、渗透，甚至罪恶说透了。她说，他们这些人“根本不信有上帝，他的所谓信仰是有目的做给别人看的。”说得何其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相当多是间谍，德国侵占青岛前，是“传教士”先勘察地形，选址，提供情报的。

 “我问姥姥，神父不怕上帝惩罚吗？姥姥说，他不怕。姥姥告诉我，一定要把宗教和传播宗教的人区分开认识，一定不要迷信任何人，看一个人好坏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神父中间大多数人是好的，但是也有比魔鬼还坏的坏蛋。”

姥姥晚上不准孩子们到西开教堂附近玩耍，说那里经常闹鬼，并“告诉我，西开教堂在民国时期有一个神父，这个神父是个德国人，长相十分丑陋，他十分残忍，常常购买穷人家的孩子，然后把这些孩子杀掉，煮汤喝。后来虽然神父遭到报应，被吊死在了教堂外的一棵树上，但是那些冤魂不散，晚上常常有孩子们凄厉的哭声……”

这就是“天津教堂”凝固的一段带有血腥气的历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社会的风烟，在幼小的子蕴心里留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位“模样像知识分子，每天低着头进进出出的，从不和人说话”的刘先生的自杀，夜间的敲门声，“一个黑影，一蹦一蹦的跳走了”等等，这些，给人仅仅是惊吓吗？

……

子蕴把五十年代的这些事如实记录下来，是对曾经的一种文化风情、社会风情的博物馆式收藏。

海河像一条玉带贯穿天津市区，河水潺潺，长流不止，“可奈年光似水声，迢迢去不停”。

天津海河鸟瞰图（图片来自网络）

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