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儿警是干什么的？年轻人会问。片儿警就是北京人对自己居住地管片儿民警的简称，是一种非官方的亲切称呼，是那个年代北京胡同儿里的一道风景。

现代的北京人都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一个个小火柴盒儿里，别说住个一年半载，就是住上十年八年，也没机会见到片儿警，若果真楼里有一户人家被警察敲开门，估计都得吓人一跳！

可我们小时候住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见到片儿警的机会可就多了去了。穿着警服的管片儿民警，总是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胡同里，他们似乎认识胡同里的每一家人，和见到的街坊四邻都打招呼：“张大妈，吃了没？”“李大爷，咳嗽可见好？”碰到胡同里有名的爱打架斗殴的胡同串子（惹事生非的男孩儿），会一蹁腿儿下车，不客气的问：“这两天又打架没？闯祸没？留神我知道了收拾你！”说得严厉，可动作很亲切，会拍拍肩膀摸摸对方的头：“臭小子，给我老实点！”。奇怪的是，虽然他不会天天家家户户走访，但凡大院里谁家来了亲戚朋友，没报临时户口，片儿警就像有耳报神似地，很快就会来过问。那时候，片儿警的任务估计就是掌握本管界各家各户居民的情况，确保一方平安吧！

我住朝阳门老君堂时，我们管界的片儿警叫卢增宇，他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眼睛炯炯有神，很精明干练。据说他是北京市二级英雄奖章获得者，由于他的努力，我们这一片儿的治安，自然要好于周边地区。

真正和片儿警卢增宇打交道，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大潮中。

1979年，我办理了病退手续，从大兴安岭回到北京，成为百万待业大军中的一员。有一天，片儿警卢增宇敲开了我家的门。他到我家是来了解我的情况的。那时候是知青大返城的高峰，因为当初文革中期上山下乡运动中，家家户户的中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被统一驱赶着下乡了，所以现在但凡能和返城政策靠边儿，能回城的，都千方百计呼呼啦啦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别的我不知道，仅我们胡同就有好几十名返城知青，光我们大院就有三个，里院白大妈家春福和他在兵团娶的北京女知青。如果算上弟弟，应该是四个，他只不过早我几年返城。

聊天中，当知道我已经结婚，爱人孩子都还在大兴安岭，他流露出非常同情并且有些责怪的神情：“一个人回来了，那爷儿俩怎么办，再苦还是应该一家人在一起嘛。”我告诉他，儿子三岁了，我带回北京了，只是没敢迁户口，怕落不上。并且告诉他，我爱人也不会在边疆呆长久，也在想办法调动工作回北京。也怪了，许是他的同情博得了我的信任，许是我天性没有防人之心，虽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说自己结婚有小孩，会影响分配工作。可我却竹筒倒豆子，没心没肺的把本不应该和一个陌生人、特别是陌生警察说的话，统统告诉他了。当母亲事后埋怨我缺心眼儿时，卢增宇却又一次来到我家，他对我母亲说：“你家二姑娘劳动锻炼的不错，很坦诚，不说谎，这样我才能心里有数。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事，您尽管说话！”我心里说“还用说吗，我儿子报户口的忙，恐怕得劳您大驾了。”但是我没敢说出口，因为我看见母亲正在瞪我，怕我又“满嘴里跑火车头”该说不该说的，混说！

聊到最后我说:“老卢,我没工作,也没负担(真亏心,儿子都花钱托出去了,还说没负担),我帮你搞胡同宣传吧!出黑版报我拿手，写和画我都行。”老卢当时正搞人口普查还是清理核对户籍我记不清了,反正正缺人手呢!他喜出望外,坦率的说:“咱可得丑话说前头，我可没钱,咱纯义务。”我说:“没问题！”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帮派出所抄写大户籍册的工作。有时候也帮着出出黑版报,写写应景儿材料。儿子的托儿所是街道办的(史家胡同托儿所的前身),就在后院,大玻璃窗子正对着我家小跨院儿。我抄写户籍册时,有时听到儿子的哭声:“我要倒(找)妈妈,倒妈妈!”我就难过得泪如雨下。听到方老师,一个清秀大气的上海人,哄儿子:“我们去给妈妈打电话啊!”我恨不得掀翻桌子冲进去,领出我的儿子,带他回大杨树。心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儿啊?我开始怀疑自己回京是否正确,再想想D回城也杳无希望,更是增加了自己焦急无奈的心情。这样的工作干了两个多月，一天卢增宇对我说：“我们这儿特别缺能写材料搞宣传的人,可惜没有编制,你要是能托人找到编制，我们就可以正儿八经打报告安排你工作了，否则你天天义务劳动我们也于心不忍啊。”可我到哪里去找编制啊,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参加了街道为返城知青成立的学习小组，每天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等待重新就业的机会!

我们分配工作由街道办事处负责，但卢增宇对这帮无业知青非常关心，他经常去我们的知青学习小组看看，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知道。陆陆续续的，好多人在他的推荐下，急急忙忙参加了工作：里院春福去了朝内菜市场，他爱人去了一个街道办的小厂，还有人去了东单小吃店，上海菜馆等等···我不甘心去服务行业，所以一直拖着不报名。

有一天卢增宇说：“前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朝阳门大街，出版社名字记忆也许有误）来找临时工，单位虽好，但因为是在食堂工作，想想不适合你，没通知你。现在东城图书馆来招临时工，只可惜钱太少了，一天只八角钱，你去不去？”我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当然去，不给钱也去！”那时候我没有经济上的压力，D先生每月给儿子寄30元，我在家里白吃白喝，父母还生怕委屈了我，总给我钱。特别是母亲，只要我哪天心情不好，不说说笑笑，母亲就会问我：“又不开心了？是不是没钱花了？”马上塞给我10块20块的。因为没负担，心里不急，我抱定决心，一定要找个可心的工作。

就这样，我开开心心去了东城图书馆，那个留给我那么多美好记忆的地方（见旧文《图书馆的故事》）。虽然最终我还是因为编制问题，没能留在图书馆工作，但是这一段美好的打工经历让我永难忘怀，以至于每每走过钟鼓楼，我都会仰望，甚至看见年轻的我站在高高的鼓楼上，惊喜的俯看街道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们，傻乎乎的听另一个打工知青，不管不顾的在楼顶上放声歌唱。

大约是80年左右，我终于耗不下去，最终还是服从分配，去了服务行业，我戏称“卖大山楂丸的”药店工作，结束了我的待业生活。

我儿子的户口，也是七年之后和爸爸的户口一起迁回北京的。片儿警卢增宇虽然没能帮我忙，我能理解，因为他是北京市二级英雄，他要当得起这份荣誉，照章办事。想想母亲当初阻止我乱说话，是何其英明啊！

              华章先生的点评非常精准，感谢理解支持：

   知青岁月，大致可以分为四段：上山下乡前，身在农村，回城待业，上学或就业。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失落、迷茫和焦虑，恰恰是在这种心绪下，才能最真切地认知社会人生，才会最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冷暖，才会看明白什么是白眼，什么是冷眼，什么是爱心。待业的折磨是精神的折磨。我们不会忘记知青的大碗茶，那是冲破折磨的自救。那是无奈后的奋进。当年，我在北京亲眼看到了那些身上仍有泥土气息的青年们，在烈日下热情卖大碗茶的情景。他们的肌体动作，蕴含着坚强和奋进，他们的眼神充满期盼。子蕴本篇的文字就是那段待业时期的辛酸记录，真切感人。

                                   谢谢韦平先生的肯定：

   子蕴写的是她眼中荣获“二级英雄”的片儿警，几件极琐碎的小事，通过拉家常似的叙述，人物的热心、细心和职业的责任感，就非常鲜明的凸显出来。文章中子蕴也写了自己待业过程中的焦灼和期待，这尽管不是文章的中心，但却为突出片儿警的细心和急人之急的职业操守起到很好的反衬作用。子蕴的散文细腻、温婉、自然。她的行文和叙述都在不经意间，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看似无心之作，实为有心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