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7年，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举家从天津迁回了北京，但是那时我家已经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们家也再没回南城，而是租房子生活，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此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家先后在东城区安定门分司厅胡同、地安门南月牙胡同、东四十条胡同、朝阳门老君堂（后改名北竹竿）胡同、四个老北京四合院生活过，其实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门独院的四合院，而是几家人甚至十几家人合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但我喜欢邻居们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喜欢那风情万种的胡同风情，喜欢街坊邻里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亲情。

北京人称呼未出阁的女孩子都叫姑娘，姐姐是大姑娘，我的官称自然是二姑娘了，无论我搬到哪里，我的名字都叫二姑娘，即使我后来结婚了带着三岁的儿子返城回到老君堂的老宅子，院子里的大妈大爷仍叫我二姑娘，真是好亲切好醉人的称呼，每每想起，我心里都有热浪撞击的热呼呼的感觉，都想大声唱出来那种被“一声声唤我乳名”的温暖的感觉！

分司厅胡同的四合院共四进，大门两旁有两个门墩儿，门是对开的，两扇门上是一幅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门是黑漆的，字是朱红色的，看起来非常庄重典雅。进去是一个门洞，最外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院子，没有铺砖，是土地，院子空旷旷的，有好多树，只有一家唐山人居住在唯一的三间西房里，听邻居们说，他家原来是开煤场的。我只记得他家好几个孩子，都是男孩，每天都脏兮兮的，女主人脑后挽个发髻，前额总绑着一个黑色的宽宽的发带，我的第一印象，她就是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他妈，很凶的样子。第二进住三家人，过道一个小房间住着一位于姓大胖子，据说是个中学老师，院子里的南房住两家人。北面一个月亮门，进得月亮门，是第三进，大北房前廊后厦，是房东住的，我家住三间西房，窗前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海棠树，门的木棂是雕花的，窗子是纸糊的有格子的窗棂，早晨一睁开眼，就看见太阳光透过海棠树的枝枝叶叶照进来，小鸟叽叽喳喳叫着跳着，我会马上趴到窗子上悄悄的看这院子里的早晨。东房三间住着一韩姓人家，他家好像也是教师，安安静静的，从不和邻居来往。第四进没有住房，只有一棵硕大无比的臭椿树，它的枝干和茂盛的树叶遮盖住半个院落。另外半个院子，一间鸡窝，一间仓房，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只三进的住户可用，其他住户都在一进的大院里使用公共厕所。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识得不少字了，记忆深刻的是，第四进的院门上，用特别漂亮的毛笔字写着：随手关门免鸡过来脏！字是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我这个从小就有点神经兮兮的孩子，每次进后院推开院门时，都会大声读一遍：“随手关门免鸡过来脏”，现在想想都可笑，什么毛病啊，看来病得不轻！

也许那时候我还太小，不记得和邻居之间有什么来往，只记得房东的淑莲姐，她高高的个子，梳着齐腰的大辫子，长着一双丹凤眼，很漂亮，她是话剧演员，虽然叫她姐姐，但其实她比母亲小不了几岁，记得她第一次去我家，看到母亲的照片，惊呼：“这是您吗？活脱儿一个香港电影演员夏梦啊”。那时候母亲没有参加工作，淑莲姐没有演出任务时，一天到晚腻着母亲。那时只父亲一个人工作，每个月工资好像102元，房租就要交12元，四个孩子都在上学，生活很清贫，母亲不再烫发，梳着短发，平时穿淡青色或藏蓝色的棉布旗袍（俗称大褂），但是无论母亲穿什么衣服，淑莲姐都会夸母亲漂亮，她还缠着母亲给她剪衣服样子，给母亲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另一位来往密切的邻居是二进院子的陈大妈，那是母亲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我和弟弟没有地方吃午饭，母亲就找了陈大妈帮忙，当然是付费的，陈大妈爽快的答应了。陈大妈只一个女儿，正在上中学，我和弟弟每天中午都到陈大妈家吃饭，二进院子里有紫色的丁香树和白色的珍珠梅，夏天院子里满院飘香，陈大妈就在院子里放一个小炕桌，两个小板凳，我和弟弟就在院子里吃饭，陈大妈有时也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我们姐俩旁边，给我和弟弟夹菜，添饭，唯恐我们吃不好。每次想起在陈大妈家吃饭的时光，我都会闻到满院的花香，看见陈大妈慈爱的目光。

坏邻居也是有的，就是前院的“黄世仁他妈”，和她的几个脏兮兮的儿子。

我们搬进大院不久，不知道为什么，哥哥弟弟就和他家男孩儿打架了，从没见过这阵势的弟弟吓得跑回了家，他们好几个凶巴巴的孩子围打哥哥一个，“黄世仁他妈”不仅不管，还出来骂特别难听的话，母亲下班回来知道了，马上拉上哥哥的手，找上门去，警告“黄世仁他妈”，如果她家男孩再敢动手打我们家的孩子，母亲绝不会轻饶她。奇怪的是，那时的母亲那么端庄文静，才三十几岁，如何几句话就震住了那一家人，从此他们再没敢动哥哥弟弟一手指头。

另一个坏邻居是通往二进院子过道的于大胖子，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那样子算不算是流氓歹徒？还是他就是喜欢逗小孩儿？不管我从前院回后院还是我从家里出来到外面去，只要遇到他，被他看到，就拦住不让过，还揪我小辫子，捏脸蛋儿，吓得我每次途经他家都不敢抬头，飞跑过去，给我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甚至做梦里的妖怪都长着和他一样的恶心的大胖脸。但是这件事我却从没敢跟母亲说过，现在想想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敢告诉母亲呢？让母亲去警告他一下不就都解决了？

分司厅胡同只我家人这样叫，当地北京人发音都叫“粉厅儿胡同”，在天津，母亲不许我们说天津话，到了北京，父母又不许我们说北京土话，大人们说的“晚末晌”“晌午”“老阳儿”（发爷的音）等等母亲不让学，男孩子们说的“撒丫子”“你丫的”等等北京土话就更不许哥哥弟弟说了，我敢说从小到大我们兄弟姐妹说的绝对是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小学期间在班上领读和朗读课文几乎都非我莫属。

按理说，我住在分司厅胡同，应该上分司厅小学，当时还是区重点小学，但是因为我是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才转过来，学校不接收转学的孩子，我只好上了东公街小学。东公街小学离小经场、鼓楼、实验剧场，圆恩寺电影院都很近，我的家又离安定门老城墙，交道口新华书店，小人书铺，交道口电影院都很近，这对我这个刚刚到北京的孩子实在是非常新奇的另一个世界，真是上帝给我关上了天津的繁华世界的窗，又给我打开了既古朴又神秘的首都北京的大门。令我的童年生活一直处在好奇和惊喜之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交道口的早点铺，我们在天津早晨吃煎饼果子（北京叫油条），豆浆香极了，里面还有嫩嫩的不成形儿的豆腐呢。北京的早点叫马蹄儿焦圈儿，马蹄儿就是烧饼，但是个儿很大，只两层，没有夹心儿，打开可以放一个焦圈儿（油炸的小小的圆圈儿），吃起来好香好香，但那时我还吃不下一整个儿，只能和弟弟分着吃。豆浆可没有天津的好，我对母亲说：“妈，要是天津的豆浆和北京的马蹄儿焦圈儿在一块儿卖多好啊”。母亲笑笑说：“美死你，都成你的了”！

小人书铺也是我的最爱，小人书铺在交道口一个像小教堂的地方，解放前应该是个外国人办的医院。但是北京的小人书铺不许借书回家，只能在那里借阅，姐姐上中学没时间理我，都是哥哥带我和弟弟去看小人书，一去就是半天，好过瘾。电影院虽然近，我自己还不能去看电影，都是跟着学校去。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去实验剧场看话剧，我的同班同学冯丁华家住实验剧场对面，她的妈妈总有票给我们，无论是什么剧，我们都会去看，歌剧《货郎与小姐》，话剧《钦差大臣》《哈姆雷特》···好多好多，还听过川剧呢，这一切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我长大后喜欢看话剧听歌剧，还喜欢昆曲，京剧，越剧，川剧···除家庭熏陶外，我想都是实验剧场给我的启蒙教育吧！

······

五十年代的天津很繁华，有小上海之称，特别是我家住的和平区是市中心，晚上绿牌电车道叮叮当当的电车慢慢腾腾的驶过街道，百货大楼，中原公司的霓虹灯闪闪烁烁，马路上灯红酒绿，有卖鲜花的卖小吃的非常热闹。小白楼的西餐馆是父亲常带我去的地方，吃过晚餐还带我到海河边的干部俱乐部去跳舞。再加上天津人爱热闹讲究吃穿，会生活，母亲在大院里有好几位同样为全职太太的好朋友，过得很开心。当我全家突然来到了一到晚上大院里胡同里都悄无声息，只有一盏盏昏黄小灯的空旷旷的北京城，母亲非常寂寞，常常后悔不该来北京。可是我们几个孩子却毫无过程的迅速融入到新生活，并且很快爱上了大北京，爱它的悠久历史，爱它的博大精深，爱它的斑驳老城墙，爱她的风土人情和京腔京韵，这种爱深入骨髓，延续至今，我想也将会伴随我终生！

 
          我的漂亮高傲的母亲
                                     

                             那个时期我和哥哥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