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北京先后搬过四次家，住过四个四合院，只有从南月牙胡同搬到东四十条胡同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南月牙胡同的邻居程大妈的朋友佩珊阿姨，她当初应该也是有点身份的，因为她穿着打扮很讲究，不华丽但是很高雅。据说其实她孤身一人，生活很窘迫。她住在东四十条胡同一个真正的四合院里的三间非常宽敞的东房里，因为租金很贵，每个月要十二元钱，所以找到母亲，希望和我家换房，因为南月牙的房租每月只六元钱，母亲当然非常高兴，马上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十条的房东老太太听说要搬进来的住户有两个正在上初中的孩子，坚持要见见我和弟弟，“面试”一下才再决定，那时我和弟弟已经分别在女十二中和男二十五中读初中了，待到她见到规规矩矩的我们姐弟俩，立刻高兴的同意了。

东四十条的四合院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四合院，五间大北房前廊后厦，北房东西两间耳房，东边的一间是厨房，前面是一架葡萄，厨房里面供着灶王爷，西边的一间是洗手间，洗手间前面有一棵大大的枣树，遮住了洗手间前面的一方空地。房东老太太家只有三位女性，寡婆婆寡儿媳和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女。西房三间住着北京解放时随傅·作·义·起·义·的职位很高的老夫妻俩，无儿无女。四合院的南面临街，一进门是一个木头雕花有些斑驳的大影壁。我家住东房，房子两明一暗，隔断是大玻璃的，窗子也是大玻璃窗，房间很高大宽敞，墙壁雪白雪白的，非常明亮。因为第一次住东房，下午怕西晒，母亲用薄薄的白色的纸剪了像窗纱一样有细细花纹图样的窗纸，贴在窗玻璃上。窗帘是我做主自己去买的，我用全家买人造棉的票证，买了深紫红色的人造棉，做了大窗帘，下午西晒时，窗帘一拉，房间里变成了淡淡的紫红色，有一种非常美丽的梦幻般的氛围。我不大会做饭，但是我爱收拾布置房间，我在房间的玻璃隔断上贴上从画报里剪下来的色彩鲜艳的几幅前苏联的油画风景，因为小时候看前苏联的小人书，我非常喜欢书里画的那些雕花的玻璃器皿，所以偶尔碰到价格便宜的，花瓶，水果盘，成套的雕花玻璃杯，包括看到我喜欢的衣服，我一定会骑车到母亲单位去要钱，母亲似乎从未拒绝过。我一去母亲单位，母亲的同事就会逗我：“二姑娘又看到什么好东西了？又找妈妈要钱来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三个人都不肯乱花钱，唯独我，看见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找母亲要钱。姐姐每月的12元生活费花不完还经常给我买东西，从这一点上看，我从小就不太懂事，也很得宠，我一直感谢父母给我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让我一辈子都不看重钱，不会为钱财和任何人斤斤计较。

我家窗前是一棵高大的枝叶茂密的核桃树，西房前是一棵高大茂盛的海棠树，房东的窗前是一棵白玉兰，廊下挂着一支鸟笼子，两只黄色的小鸟吱吱叫着，跳来跳去。院子中间是一个大鱼缸，几条鼓着大眼睛的金鱼摇头摆尾甚是得意，金鱼缸的旁边是石榴树和夹竹桃，母亲嘱咐我们姐弟，不要去擅自喂鱼：“那是房东奶奶的心爱之物，是她用来解闷儿的，你们可以看，但是不可以喂它们。”令我不解的是，房东奶奶和儿媳都不上班，婆媳之间也不大讲话，孙女也不常回家，一家三口若即若离，不似我家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那么亲热，一个院子里住那么久，我甚至不知道她家姓什么，和她的孙女也没说过话。西房的伯伯姓康，年龄比我父亲要长几岁，但是夫妻双双赋闲在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都有人来送报纸杂志，康伯伯坐在自家门前的藤椅上看书看报，一看就是半天儿。他的太太给他沏茶倒水送点心水果之类。

这就是我家的新邻居，他们都很和气，见到我们姐弟也会亲切的嘘寒问暖，每天早晨康伯伯很早就起来扫院子，康妈妈浇花，鱼必是房东奶奶亲自喂的。看到早晨院子里的景象，不由让我想起父亲教我的似乎是《女儿经》里的一句话：“清晨即起，洒扫门庭。”可惜他的女儿是个懒丫头，除非上学时没办法，只能早起，寒暑假里我都会睡懒觉睡到姐姐强行拉起我才肯起床。

我家院子里邻里之间是不交往的，所以这个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只有我偶尔站在房东廊下看那对鸟笼子里的小鸟儿时，房东奶奶会亲切的叫我：“二姑娘，快上来看，坐奶奶的凳子上看！”

因为没有南月牙那些邻居们之间的七嘴八舌，所以我不知道新邻居们的社会背景，直到文~~~革，他们两家遭难，我才懵懵懂懂知道几分，但是是真是假我不能肯定，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疯·狂·年·代，孰黑孰红孰对孰错谁能说的清？！

那些年，父亲的工作频繁调动，因为前面讲过的原因，我的家在市内搬家也很频繁，但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从未因为搬家而受到影响：

现在想想，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小学六年我竟然先后在两个城市（天津、北京）三所小学校读书（天津一区中心小学、北京东公街小学、黄化门小学），适应能力真是超强，在东公街小学我四年级就当上了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到了黄花们小学，我不仅没掉队，竟然官至少先队大队主席了，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平步青云”的事儿了。姐姐哥哥都上中学了，姐姐在天津女七中读初二，转学到北京无论学习多好，也不能直接进女校，只好就近到北京二十三中（男女合校）上了一年，直到初中毕业。姐姐因为品学兼优，学习特别出色，初三毕业报考高中时，校方找她谈话，保送至本校并奖励金质奖章，姐姐坚辞，一定要报考女子学校，她的想法获得父亲母亲的支持，最终姐姐如愿考上了北京市重点学校女二中，本来应得的金质奖章，被降为银质奖章了，姐姐并不以为意，女二中校风好，学习成绩在全北京也是名列前茅的。哥哥高中考上六十五中，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在男女合校读书的孩子。

我的初高中都在北京市女十二中，大名鼎鼎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读书，弟弟在男二十五中，大名鼎鼎的教会学校育英中学读到1966年初中毕业。最终哥哥姐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流大学，姐姐考进了北师大物理系，哥哥考进了北京邮电学院有线电专业，父亲母亲一直为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学习骄傲，而我们一直感恩父母为了不影响我们读书，到北京后当父亲的工作再次调动时，父亲对母亲说，为了孩子们的学习不受影响，你们不能再跟我颠沛流离了。从此我们扎根北京，即使文革中全家六口人被发配到全国五个地方，但因为母亲这棵大树在北京，最终全家人都叶落归根，回到北京。但我一直认为，父母亲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不受影响，是以自己的婚姻为代价的，长时间的两地分居使他们本来就基础不牢的婚姻，终于解体。对此我是一直心怀感恩且有负罪感的。

                          

                                               这是我唯一一张在东四十条四合院夹竹桃前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