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一九七八年大批知青都回城了,D回城应该不难:北京知青,北京媳妇,父母也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无论凭哪一条,D回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谁知大兴安岭一别,我们竞两地分居达七年之久,而D的返城之路也相当艰难曲折,哎,让我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大约是七九年吧,D的父亲单位落实政策,身边无子女,可以调回北京一个。因为当时老两口的四个子女都在外地:老大夫妇在河北平泉教书,老二D亦仍在大兴安岭,老三从大兴安岭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佳木斯, 女儿女婿在大兴安岭农村插队。那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儿子尚小,我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天天站柜台,挣钱又少,每月才28元钱,我多希望D早一天回到北京,帮我分担一下啊。可D的父亲却没和我商量,甚至没透一点口风,就把老三从佳木斯调回了北京。我知道后虽然很寒心,但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人家的家事,父母有权决定。况老三最小,又是单身,我待他也如自己亲弟弟,父母偏疼小儿子也在情理之中。可我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之下,还得求助于我的娘家人。

     姐姐一直是最心疼我的人,她那时在三河县燕郊中学教物理,她跟我说,D直接回北京怕是没戏了,干脆先上三河县来教书吧,他是名校老高二学生,又在农场当过老师,现在教师奇缺,让我来想想办法。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三河县离北京百十多里地之遥,总比大兴安岭天远地远要好得多,于是姐姐开始利用关系利用业余时间跑三河县的教育局、县政府的文教办等等……

     那时姐姐在三河县教书也有十年了,她和姐夫也两地分居,本来她正在为自己调回北京做努力,这下可好,县文教局有话了:写个保证吧,保证你三年不回北京就给你办你妹夫。姐姐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她跟县里开玩笑:“跑了这么久,我不但没走成,还给你们输送一名物理教师。”(D在甘河农场时也担任物理教师)

     记得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姐姐去三河县城县长家,好像是请他在商调函上签字之类.我咬咬牙,花八元钱买了一瓶贵州茅台酒,不知还带了什么,无非是麦乳精、大白兔奶糖之类。因为晕车,我还为自己买了泡泡糖。从朝阳门上汽车后,我不顾体统的在车前方抢占了坐位,车一边走,我一边若有所思看着窗外吹泡泡糖。我的对面坐着一个乡下老汉和一个乡下小妞,许是来北京串亲戚或买东西吧!因为我吹泡泡糖技能高超,那大泡吹得遮住半边脸,还常常粘住鼻子,把座位对面一老一小看得目瞪口呆,那老汉一定在想:哪里来的女妖,嘴里还会吐泡泡……

     更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那酒恐怕瓶盖包装不严,酒香竞不管不顾的冒出来,弥散在车中,好香好香啊,真是沁人心脾,令人馋涎欲滴……许多上车的人都循着酒香吸鼻子:好酒!好酒!……

     那天好冷好冷啊,特别是心里的感觉一点不比东北差。在严寒中倒了两次车,坐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汽车后,又“逆风千里”踽踽而行。我和姐姐穿着棉猴儿,围着拉毛围巾,抱着这“贵重”礼物,为了把D调得离北京近一点,在北风呼啸中艰难“挺进”。我心里想,我受罪是活该倒霉,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可我还拖累着姐姐,姐姐招谁惹谁了?

     一九八零年,在我返城两年之后,D终于也离开了大兴安岭调入了河北省三河县某中学,这一年,是他离开北京下乡的第十三个年头。

         那时候的我和D还在憧憬着……

那时候的我和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