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做梦了,梦见了漫山遍野的罕达罕花,它们是那么红,那么艳,在风中摇来摆去,像一片燃烧的火焰,烧灼着我的心,令我愧疚和不安……记不清我多少次做着同一个梦,多少次梦中惊醒,辗转反侧,泪流满面……

   今夜,月光如水,泻进我的窗棂,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尽管它那么久远,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我还是决定把它写下来,写下来…… 

   当轧轧的大轱辘车载着我向插队的小村,呼盟莫旗的一个小山村扎如木台驶去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怕极了,早知道这里是达斡尔族人居住的地方,语言不通,文字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们?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想想真是不寒而栗。

   我们被安顿在村中一座孤零零的小木屋住下了,七个同学,三男四女分别在东西两间房睡,中间的屋子是共用的,有灶台有简单的炊具和斧子条子等必备的工具,我们就这样住下了,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白天有人安排我们下地干活,和当地人不在一起,下工后,我们自己动手做饭,七个人一起吃。夜晚我们点上蜡烛,听着远远的狗吠,把门插的严严的,甚至顶上大木桩。村里人似乎没看好我们,没有人爱搭理我们。我们呢,则有意回避,唯恐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份,大兴安岭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落下来了。望着窗外飘乎的团团雪花,我们不免在心里犯了愁,这下乡的第一个冬天,我们该怎样过?我们七个人围坐在炕桌前,唉声叹气。大张说,我想好了,我去找我父亲在四川军区的一个老战友,父亲当初救过他的命,现在父亲落难,我就不信他不帮我,我去他那儿当兵,我一定得混出个样儿再回家。李丽和潘明明正在谈恋爱,李丽问明明:咱俩怎么办?我听你的。明明说,这儿太冷了,工分又这么少,总不能总找队里借粮吃,不是长久之计,我想咱们还是到河北投奔我姨和姨夫去,他们在公社大小也是个官儿,再说离北京也近,咱俩靠劳动养活自己,总比这儿强。赵强则说,我爸去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下乡了,我妈一直有病,既然你们都走,我也走,回家侍候我妈,没户口怎么了,谁还敢轰我走?有我妈的口粮,我就饿不死。一会儿的工夫,七个人倒有四人决定要走。“我们怎么办?”于娅看着我,等着我拿主意。不等我开口,陈青青急了:“反正我不走,这才几个月呀,我们就坚持不了了?第一个冬天我们过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是我们回去了,岂不是当了逃兵?!”“我也不回去”我大声说。"回去也没有出路,还让父母跟着着急,先干一段再说。”就这样,插队刚刚半年,三个人转战他乡,一个人回北京,转眼就剩我们三个女生了。

   天越来越冷了,男生走时帮我们劈的拌子也没多少了。又一场大雪过后,我们开始后悔了。白天还好,给我们的活儿并不太累,夜晚这样漫长,这样寂寞孤单,冬天刚刚开始,以后我们可怎么办?这一天晚上,我们仨就这样互相埋怨着,又互相鼓励着朦朦胧胧的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推开房门, 奇迹发生了,一堆劈好的“拌子”码放在我们窗前,两筐土豆大萝卜用三张狍皮盖着,一口袋粮食底下压着一个纸条,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你们是好样的!”说不清当时我们的心情,只觉得一股一股的热浪冲击着我们的心,心里酸酸的,浑身暖融融的。顾不上问是怎么回事,也顾不上猜是谁给的,我们心里明白,村里人终于接纳我们了,我们不再孤单了。

   从那天开始,一切都变了,甚至连天都蓝了,太阳也暖融融的。这里原来这么美,尖尖的高高的木屋顶,崎岖的通向后山的小路,宁静的结了冰的奎勒河,还有那漫山遍野的白雪,这是一个多么纯洁的世界!长着宽宽的脸,细细眼睛,紫膛色面庞的达斡尔村民,多么像童话故事里的爱司基摩人。我们不再躲着大伙儿,队长也尽量安排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达斡尔族女人是不下地干活的,村里的男女老少赞赏我们这三个被他们称为北京妞妞的人,赞赏城市里的姑娘敢于留下来并坚持劳动,决定帮助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这场早落的雪把我们摘下来还没运回村的苞米压在了地里,我们和村上的男人们一块下地,将苞米从雪中刨出来,再装车运回村。虽然活儿不算累,队长却一天几次催我们回村。憨厚的巴亚尔大哥怕我们脚冻坏了,亲自动手在我们的鞋里垫上厚厚的软软的乌拉草,并教我们怎样使用耙子,既不伤玉米又能轻松自如的工作,渐渐的,我们连午饭都不用带了,每天都有人把用桦皮篓装着的狍子肉,用大蒜拌的犴肉送给我们吃,如果我们再能爽快的喝上一口他们带来的白酒(达斡尔男人腰里总别着酒壶),他们会高兴的满脸通红,不知说什么好。

   转眼间严冬来临了,村里男人们进山打猎的打猎,伐木的伐木,没有我们的活儿了。我们就把村里的孩子们领到宿舍,教他们识字算术,给他们讲故事,洗头剪指甲。于娅懂点中医,她让家里人寄来了小药箱,去疼片,红药水,各种中成药,针灸书,应有尽有,每天走门串户的干的挺欢,老乡们稀罕的不行。在村长的支持下,我们索性越干越正规,把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按年令段分,教不同内容的功课。陈青青还教孩子们唱歌跳午,一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孩子们总也唱不够。逢到公社派下政治任务,教育运动,我们就集思广义,尽管全村都按兵未动,我们仨总能写出像模像样的批判稿,总结,汇报交上去,为此我们小小的扎如木台,正经红火了一阵呢!

   下乡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仨都没回家,村里人把我们当成了宝贝儿,只因为我们教孩子识了字,唱了歌,只因为我们给头疼脑热的村民们送上了点阿斯匹林,去痛片……村里的妇女们挤了牛奶送我们吃,姑娘们绣上红肚兜方手帕送给我们。大年卅,我们被大伙儿抢来抢去,一晚上恨不得吃了八家。我们仨感激纯朴的达斡尔村民,下决心要扎根在这片沃土之中,为改变这里的文化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扎如木台仅仅是个生产小队,队长、支书也满腔热情的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建个小学校,办个小小卫生站,向公社再要点知识青年……全村人相信我们的决心和诚意,我们自己也被自己的真诚感动着,为未来憧憬着……

   漫长的冬季就这样过去了,春天来了,昏睡的土地复活了,初春悄悄溜入空气,溜入冰冻的地下,像伞一样伸展的树枝上,雪滴滴答答的掉下来,黄色的,兰色的野花从潮湿的草丛中开始探出头来,到处可以闻到一种潮湿的,发酵的春的气息……  但在这个美丽充满希望的的春天里,我生了一场大病,发高烧的那夜,村里人用那辆载着我来的大轱辘车铺上厚厚的狍子皮,把我抬到车上,身上盖着大家送来的老山羊皮大衣,昼夜兼程的送我到五十里外的公社医院。我甚至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送我去的医院,是谁为我付的医药费,是谁给我送来的牛奶,鸡蛋,酪干儿。我出院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罕达罕花儿都开了,火红火红的,像燃烧的火焰,村里的大人小孩儿来了好几个,路上一个叫嗄娃的女孩子跳下车,采了一束罕达罕花送给我:姐姐,队长说,你们真的再也不走了,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太高兴了,姐姐你们就像这花,春天的花,好美好美!

   ……

   可是,软弱的动摇不定的我最终还是走了,辜负了队长,支书,村民们的希望,辜负了天真的孩子们,但是那火一样红的漫山的罕达罕花儿,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梦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永远的痛……

  多少次我一回回梦里回到我的扎如木台,我的美丽的小村:静静的奎勒河,尖顶的小木屋,房梁上挂着的雕花的摇篮,金黄的打谷场,梦见那一张张粗旷的纯朴的脸,那一颗颗在疯狂的动乱年代仍不失仁爱的心……

                 2010.5.9.本篇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