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一早前往南京市博物馆所处的朝天宫，博物馆的前身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78年南京市博物馆正式挂牌。利用朝天宫古建筑群特有的古文化氛围，欣赏南京历史文明宝藏的同时，解读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进程，领略南京古都文化的精髓。

“道贯古今”牌坊

    南京市博物馆担负着南京地区的地下遗址和古墓葬的考古发掘调查，文物的保护、藏品的征集与保管，以丰富的文物、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为基础，展示南京在中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的轨迹，重点展示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成就。
馆藏精品展

    《玉堂佳器—馆藏精品展》是馆藏文物的精华所在，展厅内部设置，采用典型的江南多进穿堂式格局，将文物精品以1-2件为一组的形式，分别安排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使观众在欣赏文物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兽面纹青铜铙[商]
    铜铙，又有钲和执种之称，为商周时期金属打击之一，常与鼓、磬等乐器一起奏乐，它不仅用于军旅征战，而且用于祭祀、宴乐。兽面纹铜铙，两面钲部主纹为兽面纹，云雷纹为地纹，主纹线条粗犷，兽面双目突起、曲眉挺鼻，形象威严，铸造精美，气势博大，为目前南京地区最早最大的铜铙，是研究商周礼乐制度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哥窑盘[宋]

    哥窑青釉瓷盘，青灰色釉，秞肥厚如凝脂，通体布满冰裂纹，纹片大小相间，大片裂纹线呈黑色，小片裂纹线呈褐黄色，深浅两色的纹线交织在一起，形成典雅美观的“金丝铁线”纹。此盘色调高雅，制作工整，釉色湿润如玉，纹片疏密有致，为传世哥窑瓷器中的精品。

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元末明初]
    梅瓶器型高大丰润，线条秀丽挺拔。器身通体以青花绘纹饰：瓶口外壁饰杂宝纹，肩部饰缠枝西番莲纹，器腹主体纹饰为缠枝牡丹纹，胫部饰缠枝卷草及变体莲瓣纹。胎质洁白细致，青花发色浓艳，纹饰局部有深色结晶斑点，当是用进口青料“苏泥勃青”烧制。
龙纹桌椅[晚清]
    龙纹桌椅为清晚期作品，以花梨木制作，用料厚重宽绰，尺度宏大，做工考究。桌椅均雕饰祥龙与卷云纹，整体装饰繁复奢华，雕刻细致精湛，是一组具有典型清代晚期风格的家具。
金带板[明]
    云龙纹金带板，整套带板共20块，是明代带板的标准型制。做工精细，锤鍱出云龙纹，并在细部用錾刻方法完善加工。蟒龙穿云纹饰华美耀眼夺目，为南京明代考古发现中最精美的一副金带。
渔翁戏荷琥珀杯[明]
    琥珀杯选用整块深红色血珀制成，尽材施艺，造型别致。由一片卷起的荷叶构成杯身，荷叶下水草攲侧交错，形成杯的底托。荷叶边渔翁跃出水面，袒胸束发，肩挎渔篓，侧身盘腿，右手拽着飘动的荷叶，左手紧握跳动的鱼，渔翁欢愉的姿态与荷叶形的杯身巧妙结合，烘托出渔翁戏荷弄鱼乐在其中的主题，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双螭耳玉杯[明]

    双螭耳玉杯，青白玉，因长时间受沁呈现暗米黄色，通体布满星星点点的赭红色泌斑，观之古意盎然。杯身雕琢地细腻均匀，器面及内膛磨光精细，光洁度极好。杯两侧各雕一螭为把手，螭在古代传说中有着好酒贪杯的习性，作为酒器的装饰并不罕见。 

林良《古木苍鹰图》轴[明]
    林良《古木苍鹰图》轴，图中古木枯枝落直飘零，苍鹰兀立山岩之上，双翅后敛，昂首雄视远方。林良，明代著名画家。善画被荐入宫廷，笔法劲健豪爽，沉着稳健，在当时以艳丽工巧为时尚的宫廷绘画中独具一格。

南京博物馆
    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的文物藏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见证了城市的兴衰与文明的更迭。《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展览精选99件（组）文物藏品用现代眼光进行解读，通过形胜地、文明源、都会盛、佛道兴、风物雅、南京人六个部分，以物证史，细致描摹南京悠久的人文画卷，鲜活展现奋斗博爱、多元并包的城市气质，“让文物活起来”。

金陵八景图卷[明]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南京人郭存仁作《金陵八景图》，可能最初是一件八开册页，不知何时被改装成高28.3厘米，横长643厘米的手卷，这也开创了后来将多个金陵胜景并置于一个手卷上的形式。郭存仁的传世作品很少，此卷《金陵八景图》几乎是他仅存的作品，他发挥自己“工写大幅山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的特长，着意画了金陵八景，并在每一幅上都题了诗，字体或楷，或隶，或篆、用多种形式表达对家乡的热爱。《长江》邮票中的金陵春晓
金陵十八景山水册[明]

　　文伯仁为明代画坛“吴门四家”之一，文徵明之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避倭寇徙家南京，寓居多年。此册作于隆庆六年（1572年），文伯仁时年71岁，是其晚年的作品。乾隆帝巡幸江南，分别在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时三题此册，可见其为行笥中物。

金陵五景图卷[清]

    江宁(今江苏南京)画家樊沂，作为“金陵八家”之一樊圻的胞兄，在当时亦名享一时。樊沂与樊圻一样，十分眷爱六朝古都南京。雄奇秀美的金陵山水、底蕴丰厚的人文历史，皆给其带来不少创作上的滋润与蒙养，樊沂笔下的实景山水画《金陵五景图》就是一件纵情讴歌家乡山川形胜的心仪佳作。“曾子义行”铜簠[春秋]
    簠（瑚）是一种粢盛用器，在祭祀和宴飨中用来盛装谷物蒸成的干饭。春秋早期簠开始广泛流行，成为贵族随葬礼器的“标配”，而且形成偶数组合的规制。这件簠的主人“曾子义行”是曾国贵族。“曾子”就是曾国的公子，“义行”是他的名。近年随州一带的考古新发现逐渐证明，“随”就是“曾”的别名，随着楚国的强大，到春秋中期曾国已成为楚国的附庸，但楚、曾关系十分密切，春秋中期以后的曾国已被楚文化同化，这件曾子仪行簠就是典型的“楚式器”。
头盖骨化石[中更新世中期]
    南京汤山葫芦洞出土了一对男女头盖骨化石，同一化石点发现两性人种仅南京一处。通过对南京直立人颅骨化石外形特征的分析和研究，得知南京人和北京人形态特征十分相似，都显示了许多蒙古人种的性状。这对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对研究东亚古代人类进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填补了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空白，是中国古人类研究及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现。
陶纺轮[新石器时代晚期]
    纹轮是一种常见的原始纺织工具的构件，孔中插棒，利用重物旋转的力量把纤维拧成线。纺轮的出现，是原始纺纱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是生产力划时代的解放，是远古先民聪明才智的体现和纺织文明的启蒙。这件陶纺轮上浅刻有兽首人身纹饰，具有一种神秘色彩。

铜盘、铜匜[春秋]
    盘和匜为古代盥洗器皿，常在重要仪式中共用。用匜浇水洗手，下面用盘接水。从造型上看，“工虞大叔”铜盘和“罗儿”铜匜应为楚式器，但根据两器内铸铭文可知，它们的制作者都属于吴国。此套盘、匜出土于南京六合程桥东周贵族墓葬群。六合古称棠邑，春秋时期位于吴楚边境地区，先后从属于楚、吴两国。程桥东周墓群中出土了大量具有不同地域风格的青铜器，其铭文涉及春秋后期吴、楚、曾等国，生动展示了南京“吴头楚尾”的区位特征。
模印“石头”铭文砖[南朝]

    残砖端部模印“石头”二字，出土于南京清凉山六朝石头城遗址西北角一号城门北侧的包砖墙上。该砖的出土完全证明这座埋藏于地下的古城址正是史载公元212年由孙权在建业（今南京）临江而立的石头上建造的“石头城”，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历史价值。石头城代表着南京建都的开篇之作，此后在整个六朝时期一直沿用，隋代时一度为蒋州治所，唐朝初年被用作扬州大都督治所，唐代之后逐渐湮废而埋入地下。
“建业宫”木简[东晋南朝]
    一面直行墨书，残存“附载之建业宫”六字。2004年3月出土于城西南秦淮河下游西岸的“皇册家园”项目地块。简文中的“建业宫”，即黄龙元年（229年）吴大帝孙权由武昌（今湖北鄂州）迁都建业（今南京）后以旧将军府舍改建的太初宫，是当时的皇宫。
六朝瓦当
    早在西周时期的建筑就开始使用瓦当,战国时多种纹饰在瓦当上的出现,形成了最初的瓦当艺术。秦和汉代瓦当造就了瓦当艺术的一个高峰。六朝瓦当虽失去了秦汉瓦当的富丽堂皇,富于变化的生机,却仍是瓦当历史长河中的一环。由于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定格,六朝开放性思想的影响,使六朝瓦当形成自己的特有魅力。
青瓷俑群[三国吴]
    该组青瓷俑从衣冠服饰和姿势的不同，分为坐榻俑、击鼓俑、抚琴俑、侍从俑等。青瓷坐榻俑，戴平顶冠，身着交领宽袖长袍，榻前放着长条几，当为主人。青瓷抚琴俑，戴冠，踞坐，手抚琴弦。青瓷击鼓俑，用鼓槌与手掌敲击扁鼓。青瓷吹奏俑，只身站立，似在吹奏。从陶俑的服饰和姿态推测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宴乐，不仅有弦乐，打击乐，还有吹奏乐。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贵族生活场景，是十分珍贵的六朝青瓷艺术品。
王兴之夫妇墓志[东晋]
    六朝墓志书法上承汉代石刻书法艺术传统，同时吸收了南北书派的艺术营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面貌。书体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行书过渡融合的状态。由于此碑体书法风格与同时期王羲之《兰亭序》迥异，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甚至据此认为《兰亭序》不是东晋时代风格的作品，自然不应该是王羲之所作，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兰亭序》作者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的争论，直至惊动毛泽东。此碑因此而名声大振。
蝉纹金珰[东晋]
    蝉纹金铛冠饰，东晋时期文物，1998年南京仙鹤观出土。蝉纹金珰，中间饰镂空蝉纹，边饰锯齿纹。这种“附蝉为饰”金铛冠饰构思奇特，制作精致，为六朝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南唐二陵”玉哀册[南唐]
    哀册亦作“哀策”，是古代册书文体之一，即将哀悼死者的祭文刻或书于玉石木竹之上。此哀册出土于南唐李昪的钦陵，用和田青玉制成，正面刻竖排楷书策文三行，琢刻文字后填金粉。在李昪统治时期，南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当时东南地区最为强大的政权。

《景德镇瓷器》邮票中的青花追韩信图梅瓶 　
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¹⁾[元]

    元代“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梅瓶，1959年出土于南京江宁县，被誉为“天下第一青花”。此瓶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当，故起名“梅瓶”。周身绘满青花纹饰，仰覆莲瓣纹、杂宝纹、缠枝莲花纹等衬托下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人物故事，生动而精彩。 
云龙纹金镶玉带板[明]
    云龙纹金镶玉带板，出土于南京张家洼汪兴祖墓，带板共14块，用新疆和田白玉多层镂雕而成，并以黄金片作平底与立墙承托，是典型的鑫镶玉式样。按“革带，金钩，佩玉”之规定，金镶玉带为皇太子、亲王之佩带。作为东胜侯的汪兴祖，能以特赐的五爪龙纹金镶玉带陪葬，这种荣耀，在整个明代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内府”铭白釉瓷梅瓶[明]
    1987年南京市雨花台区天堡桥明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出土，此梅瓶通体施白釉，釉面白润，肩部釉下有褐彩楷书“内府”二字。“内府”是内府衙门的通称。明代的内府衙门，应为司礼监、御用监等服务于朝廷的宦官机构。有明一代宦官专权，且自洪武朝起每逢景德镇御窑场大量烧造御用瓷器时，朝廷均委派宦官前往“督陶”。所以像怀忠这样的大太监也能享受王公贵族一类的待遇—用梅瓶随葬。

黔宁王遗记金牌[明]
    此牌模仿了符牌形制，出土自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启元墓，为迄今明代考古中仅见。沐启元是黔宁王沐英的十一世孙，生活在明末的万历、天启时期。金牌上的文字意在训诫子孙后代忠心报国，勤慎从政，牢记教诲。而正是恪守此家训，沐氏家族才能世袭黔国公爵，世代镇守云南近300年，与明王朝相始终。此金牌是明朝政治的重要见证。
罗马玻璃杯[东晋]
    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的玻璃杯是典型的罗马帝国3-4世纪的产品。玻璃质量高，工艺精湛，为磨花玻璃器中的精品。魏晋时期将外域进口的玻璃器视为宝物，是上层社会“斗富”、显示身份的珍宝。象山东晋墓群为东晋望族琅琊王氏的家族墓地。罗马玻璃杯的出土，证明东晋时期的南京已成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国际大都会。

金刚石金指环[东晋]
    这枚戒指出土于东晋贵族琅琊王氏家族墓葬中，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钻石又名金刚石，这枚戒指上镶嵌的金刚石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金刚石实物，时隔千年依然熠熠生辉。在美洲和南非未发现金刚矿以前，金刚石只产于斯里兰卡、波斯、印度一带。此枚戒指可能在晋代经海路从南亚等国流入中国。
天鹿纹素缎补服[明]
    补子纹样为“天鹿”，形似长颈鹿。明人将长颈鹿视为“麒麟”，始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一件轰动朝野的事件。永乐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国遣使向明成祖朱棣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时人从未见过如此稀奇的动物，将其与传说中只有明君盛世长会出现的瑞兽－麒麟联系在了一起，明人的文字、图像中多有记载。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与“麒麟（长颈鹿）贡”有关的进献活动共有七次，明朝借助远方诸国的“献宝”确立其在中华朝贡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青花山水图长方形盘[明]

       景德镇窑青花山水图长方形盘，瓷盘中心绘有亭台楼阁、山水屋舍等图案。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图案，是明、清对外输出瓷器中较为流行的样式。瓷盘反映和见证了东西方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也反映出了南京这座城市在某个历史时期与世界的联系。
釉下彩盘口壶^(2)[1][三国吴]

     东吴时期的“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描绘了羽人、仙草、比翼鸟、佛像等多种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釉下彩画和贴塑浑然一体，生动表达着外来佛教与本土道教的早期关系。隶属三国时代之釉下彩绘工艺，则有力改写了成熟釉下彩绘瓷器始于唐代的传统认知，洵为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

金铜造像[南朝梁]
    一佛二胁侍菩萨立像，莲瓣形背屏，圆台状莲座，“大通元年八月廿三日/超越敬造供养”刻铭。该像为考古发掘出土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南朝金铜造像。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率先开启佛教中国化历程，其佛教艺术风格深刻影响了北方地区。
青瓷莲花尊^)[2][南朝]
    青瓷莲花尊出土于南京江宁灵山南朝墓，同墓出土两件青瓷莲花尊，造型、大小相同。通体采用刻划、模印、贴塑等多种工艺装饰仰覆莲瓣、忍冬、飞天、力士、二龙戏珠、菩提叶等图案，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其造型高大优美，装饰华丽繁缛，工艺精湛复杂，被誉为六朝青瓷之王。
青瓷堆塑罐[三国吴]
    青瓷堆塑罐为1979年江宁上坊棱角山孙吴天册元年（275年）倪氏家族墓出土。器形比例适中，釉色晶莹易透，制作精美，质量上乘，是当时高等级墓葬中特有的丧葬用品。
七宝阿育王塔[北宋]
    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出土于南京市秦淮区大报恩寺遗址，塔为檀香木胎，外包银皮，表面鎏金。通体镶嵌水晶、玛瑙、玻璃和青金石等多色宝珠数百颗。整座塔金光闪耀、气势恢宏，是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已发现的最大规格的阿育王塔，也是中国出土的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
发愿文墨书丝绸[北宋]
    墨书中的溶化大师可政是北宋真宗时期一位重要的僧人。在他的请愿、发动下，重建长干寺，打造供奉佛祖舍利的阿育王塔，上继六朝之佛脉，下启明代大报恩寺之辉煌。
“释迦牟尼佛”款丝绸[北宋]
    织绣双凤纹“释迦牟尼佛”款丝绸，绸帕正面刺绣卷草、优昙婆罗花、鸾鸟以及“释迦牟尼佛”字样。“花开见佛”，优昙婆罗花就是其中一种，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有祥瑞之气。
镶银口蕉叶形水晶杯[北宋]
    北宋金陵长干寺地宫出土，水晶质，椭圆形杯，侈口，浅腹，通体光素，器形宛如蕉叶，叶脉疏朗，口沿一侧扁扇形柄，器口镶银鎏金包边。此器用整块莹潔的水晶碾磨而成，光亮澄澈，具有玻璃般的透明度，基本不做过多的细部装饰，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符合宋代注重形神勾勒的简朴玉雕风格。玻璃净瓶[北宋]
    以香奉佛是佛教供养的重要内容。焚香熏香之外，两宋佛塔地宫中还常出土一种异域风格的细颈刻花或磨花玻璃瓶，用于存放花露香水，以之奉佛。
玉碗及香料[北宋]
    玉碗为青玉质，器表光素无纹饰，器内满盛乳香。长干寺地宫中多件器物出土时皆满盛黄白色的香料，这些香料出土时已胶结成块状。经检测，它们与现代乳香特征基本吻合，因而判断为乳香或与乳香类似的天然树脂香料。将漂洋过海而来的珍贵乳香盛于传统文化之代表的玉碗之中，供养于佛前，表达敬佛之意。
金累丝凤簪[明]
    金累丝凤簪出土于南京徐俌夫人墓。簪首作累丝凤形，立于累丝如意云头之上，下接长铤。凤首两颊饰以细金珠，凤喙所衔珠滴已失。此簪主要以累丝、珠化工艺制作，代表了明代细金工艺的成就。
贵族女子出行画像砖[南朝]
    画像砖主题为贵族女子出行图，画面上有四人及一辆牛车。人物外型特征鲜明，形象俊俏，削肩细腰，宽衣博带，且行笔流利，雕刻线条劲挺流畅，别有韵味，是难得的艺术珍品。牛车的广泛应用，是六朝陆路交通工具的一个显著特点。南方马匹稀缺，加之玄学的影响，乘坐牛车出行成为六朝南方士人中的一种时尚。

青瓷香熏[东晋]

    六朝时期，熏香即作为一种高雅的习惯，在南京上层社会中风行，士人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宋代，人们视焚香、点茶、插花、挂画为“四般闲事”，焚香更为“闲事”之首，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雅致情趣。南京出土的精美香薰，或可一见其时香文化的繁盛风貌。 

青瓷羊[东晋]
    青瓷羊，是流行于三国吴和东晋之间的青瓷典型器。这件青瓷羊作跪伏状，形体圆润、颀长，神态逼真。腹部两侧刻划双翼，两颊饱满，两眼有神，犄角卷典，神态安祥。青釉均匀莹润，表现出很高的烧造水准。关于其用途，一说是照明遥的烛台；一说是盛水用的水注。
“虎啸山丘”拼砖画[东晋]
    “虎啸山丘”出自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张衡以“龙吟虎啸”自比，描绘了自己归田隐居的生活。这幅“虎啸山丘”拼砖画正是对这种志趣的具象反映。以虎喻人，以虎啸之姿表现魏晋名士的傲然之态。
“零陵太守章”石印[东晋]
    “零陵太守章”的入印文字介于篆隶之间，篆少隶多，且夹有少量楷书的雏形。含有篆书笔意的“零陵”二字“雨”部和“阜”部，寓含楷书笔意的“守”宝盖头上的横点均清晰可见。它的布局根据印文的自然疏密因形排列，一改以往某些汉印给人以过分整饬平实的刻板印象。
卷草纹银瓶[南宋]

    卷草纹，也叫“卷枝纹”、“卷叶纹”，是中国古代传统装饰纹的典型代表，其造型多取忍冬、荷花、兰花、牡丹花草，以二方连续的的排列方式进行“S”形排列，多做边饰。

银盂和银盘[南宋]
    镶金口刻梅花纹银盂和月影梅纹银盘，这套银盂、银盘在设计上独出机杼，取用象生花造型，均以梅花为式。张同之墓的出土文物多为文房用具，而其夫人章氏墓中出土了大量银质生活用器。文房用具与茶、酒诸般用器伴出，也同于当时的生活情境。挥毫作书，与饮酒、烹茶共同构成了宋代士人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
紫砂提梁壶[明]

    紫砂质提梁壶造型端庄，做工规整，是目前已知有确切可考年代的最早紫砂制品，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件完整的带有装饰性手法的早期紫砂壶。可知五百年前，饮茶方式之流变，已是“壶中茶溢，茶不离壶”了。
“鞠讌”诗画图卷[明]
　  明代文人雅集，饮酒、赋诗、作画是十分惬意的事。秋日游园赏菊、咏菊除了欣赏花的秀色，多寄托不随流俗的节操。文彭所书“鞠讌”，气势开张，浑朴秀劲，清新雄健。王逢元所绘菊石，虽寥寥数笔，却清劲出于天成。蔡羽工正、行书，所书笔力劲健，结体谨严。徐霖所作行书高古朴茂，寓娇丽于苍劲之中。陈沂所书宽宽博浑厚，外柔内刚。纵观此卷，诗书画合璧，450年前金陵文人群贤毕至之盛会宛然在目。

嵌宝石金头面[明]

    “头面”指的头部装饰品。嵌宝石金头面出土于南京将军山沐斌夫人梅氏墓，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幅头面包括了一支嵌宝石凤穿花金分心、一支嵌宝石火焰纹金挑心、一支嵌宝石莲纹金顶簪、一对嵌宝石云纹金掩鬓和一支嵌宝石花头小簪。在明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众多首饰，有此一组完整嵌宝石金头面更显弥足珍贵。 

陶塑人面像[新石器时代晚期]

    陶塑人面像，1983年南京市浦口区营盘山遗址出土，硬质灰陶，器形扁平，空腔素背。正面刻塑人面形象，前额宽平，额上戴冠，大眼高鼻，双耳招风，口唇微启，神情憨厚而不失威严。这是迄今为止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陶塑人像，被称为“南京人”、“金陵先祖”，具有很主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绢地星象图[宋]
    整幅图彩绘出一条弯曲的银河，银河两端分布着山川和北斗、牛郎、织女等星宿，同一星宿的星星之间以直线相连。此绢地星象图当作为铭旌使用，用以引领灵魂升天，将星象与分野结合，亦与高淳斗宿颇合，此图将三维空间于二维平面里集中展示，集合认知与想象，时间与空间在此交汇，生生不息，是宋人宇宙观的集中体现。
宋明服饰展厅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服饰种类之繁多，制度之完备，等级之森严，对邻国传统服饰影响之深远，纵观世界服饰史均无出其右者。中国古代传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华彩篇章，先秦的庄重有序，两汉的古朴张扬，六朝的异彩纷呈，隋唐的绚丽豪奢，两宋的清新细腻，明清的简约庄严......充分体现了当时百姓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丝织手工业以江南地区生产最盛。服饰风格在大体沿袭唐代的基础上多有变异。明代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鼎盛时代，太祖朱元璋尽复唐宋旧制，服饰制度详尽规范。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府最为重要，南京的云锦，苏州的织金锦、妆花缎均闻名于世。

    《云裳簪影—宋明服饰展》集中展示了馆藏的宋、明时期服饰精品，多为南京地区出土。丝绸服装纹样精美、精巧舒适；各种首饰工艺精湛、光彩夺目，堪称一场云裳簪影、梦回宋明的视觉盛宴。
南京城市史展厅内
    《龙蟠虎踞—南京城市史展》利用馆藏文物和南京地方文献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分为从远古到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五个单元，全面表现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的南京历史与文化，重点展示了南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人面形黑陶器[新石器时代]
    人面形黑陶器出土于南京江宁昝庙遗址，昝庙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和湖熟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有石锛、陶鼎、玉璜等，器物特征体现了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特点。玄武雕像[六朝]
    六朝时期，随着都城的建立和城市的发展，南京迎来了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南京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创新、佛教道教的传播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大都会，与罗马并称为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
南京城市史展厅内
    隋唐宋元时期，南京城市发展进入了先抑后扬、曲折发展的时期。隋唐政权对南京抑制发展的政策。但是，人为的压制并不能抹杀南京作为东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五代十国之中南唐国的兴起，南京城市又一次大规模的发展，为明代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绚丽繁荣的南唐文化延续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文肪。宋元南京不断发展，始终为江南重镇。
铜水闸[明]

    铜水闸出土于南京明故宫外五龙桥，是明代城墙内控制城内外水位、引洪排涝的主要设施。明代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的南京城市规制严整，规模宏伟，手工业兴盛，商贸繁荣，文化灿烂，对外影响巨大。   
“江南织造臣庆林”款锦卷[清]
    明清鼎革之际，南京城基本未受兵火波及。有明一代，直至清代前期，南京城市经济文化稳步发展，为晚清民国时期转型为近现代都市奠定了基础。南京云锦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在元、明、清三朝一直作为皇家御用贡品，其历史悠久，独具特色，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的杰出代表。
陶仪卫俑群[明]
    出土于南京马家山的明司礼监太监吴经墓雕塑仪卫陶俑群，均为手工制作，曾施有彩绘，现已脱落。这批仪卫俑阵容庞大，有牵马夫、书吏、内臣、仆从、甲士、近侍、仪仗、鼓乐手等众多形象，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是明代雕塑艺术的杰作。
报恩寺建筑琉璃拱门[明]
    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如今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拱门，在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都能看到。南博复原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上，白象、飞羊是屁股对屁股；而南京市博物馆复原的拱门上，白象、飞羊则是头对头。南京博物院因层高不够而少了狮子，而据专家介绍动物朝向应该是向外不向里，如果动物是回眸的，则回眸光相对。

《伟大的祖国—古代文明》邮票中的浑仪
浑仪[明]（复制品）

    浑仪是中国古代用以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此仪原件铸造于明朝正统年间，可测天体的赤道、黄道和地平坐标。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此仪曾被掠至德国柏林，1920年才归还，现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共和肇始、近代新都
    晚清民国时期，是南京由古代封闭型城市向近代开放型都市转变的重要时期。百年南京，既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是近代历史的终结。 
南京城市史展厅内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定南京为首都，置首都特别市。1927至1937年定都南京的这十年被称作中国的黄金十年，期间南京进行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奠定了南京现代城市发展的良好基础。
陶行知楷书“和为贵”横幅
    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曾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中华传统文化把“和”作为人的优良品德和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与价值,提出了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顺和邻里、和谐社会、天人合一等价值观念。
大成殿内
    《“金色名片—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入境文物展览回顾”图片展》正在大成殿开展，本次展览以图文形式精选50多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出入境展览，对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及港澳台文物交流工作进行了一次集中回顾。

另注：

    1.标注^[1][2]为南京市博物总馆之六朝博物馆的镇宝之宝，为建国七十周年献礼，在南京市博物馆《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展出；

    2.标注⁽¹⁾⁽²⁾为国家文物局发布《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可谓是珍宝中的珍宝。南京市博物馆共有2件文物在此目录中，此行均已得见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