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中的崇鸟敬日
《河姆渡遗址》邮票中的崇鸟敬日，票面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牙雕为主题，背景配以河姆渡遗址发掘探方图。
双鸟朝阳[1]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牙雕，器身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正面阴刻重圈纹、外沿刻有炽烈火焰，象征太阳。太阳两侧刻对称鸟纹，两鸟昂首相对而望。此器不仅反映了当时的象牙工艺水准，以及先民对知时的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更为研究古人对鸟和太阳的崇拜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国古代漆器》中的新石器时期的朱漆木碗
漆木碗[2]
朱漆木碗是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漆碗，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之一。器壁外有薄薄一层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由整段木头镂挖而成。斑驳的红色涂料经鉴定为有机漆，据测定应是掺有朱砂一类颜料的漆。
《河姆渡遗址》中的干栏建筑
《河姆渡遗址》邮票中的干栏建筑，图案以带卯木构件（左）、带榫木构件（中）和带销钉孔榫（右）三个木构遗迹为主，背景是第二次发掘的木构建筑遗迹图。
干栏建筑木构件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到处可见数量众多的木桩及木构件。根据建筑所在地段为沼泽区，地势低洼、潮湿需要把居住面抬高；建筑遗址内没有发现经过加工的坚硬的居住面；以及室内部分发现有大量的有机物堆积等证据，这些应为“干栏式”建筑遗迹。桩木打入地下，高出地面80～100厘米，其上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基础，在基础上立柱架梁盖顶，这种建筑形式称作为干栏式建筑。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把中国榫卯技术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被考古学家称之为
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遗址》中的稻作农业
《河姆渡遗址》中的稻作农业，邮票以1977年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的绑柄骨耜为主题，背景配以金黄色稻谷。
带藤、柄的骨耜
带藤、柄的骨耜，骨耜木柄外有16圈藤条捆绑。骨耜是用动物肩肿骨制成，上端厚而窄、下端薄而宽的翻土工具。这件骨耜的发现，证明了骨耜的横穿方孔是用来穿绳缚柄的因此，横穿方孔不可能用来安脚踏横木。同时在第四文化层较大面积内还分布着稻谷堆积层，最厚处近1米。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及其在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陶釜、陶灶[3]
河姆渡文化十八角芽叶纹肩脊陶釜、陶灶，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组合形炊具，是第三文化层出土的一件难得的标本。
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越海东达舟山岛。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良渚玉器》邮票中的玉琮
玉琮
在北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形成了相承关系清晰的发展序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良渚文化，因其发达的生产力、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完整的礼仪制度，被视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典型案例。
余杭良渚安溪反山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被称为“琮王”。“琮王”是最高宗教祭祀权的标志。
玉钺[4]
与“琮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被称为“钺王”的玉钺。“钺王”是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反山12号墓的墓主同时拥有两者，表明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力已集中在个人手中。这样的人物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氏族和部落首领，而是一位掌握军权和宗教法权的“王”。
刻纹玉璧
距今5300年左右，太湖流域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和快轮制陶的普及，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群的分化和社会的复杂化加剧，维系社会等级制度的玉礼器及反映权力集中的大型公共工程成为良渚文化最显著的表征。
原始瓷句鑃
古越王国单元展示先秦时期的浙江，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统一中国，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经历了夏、商、周三个伟大的朝代。这一时期的浙江大地上，生活着与华夏族不同的於越人，他们是广布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部族中最古老和最发达的一支。
原始瓷句鑃(音gu
diào)是古时吴越地区的一种打击乐器，古越人有自己的音乐和舞蹈。他们用金、石皮、木、丝竹、陶瓷等材料制作各种乐器。与中原音乐相比，越人音乐充满了激越的山野之气。
伎乐铜屋
春秋伎乐铜屋中的奏乐人提供了越人音乐生活的画面：屋内跪坐六人。二人裸露上身，束发于顶，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其它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
《东周青铜器》邮票中的龙兽提梁盉
螭纹青铜提梁盉
龙兽提梁盉为春秋时期器物，出土于浙江绍兴，为古代盛酒器，贵族用器。曲颈龙首形，周身饰鳞纹，兽形盖纽，盖上饰6头伏兽，龙形提梁上饰菱形几何纹，前后有透雕棱背，提梁上有一环，蹄足上饰浮雕龙纹，显示了一种图腾崇拜的信仰。该器制作精良，造型华丽，是春秋青铜器中的佼佼者。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
者旨於睗（shì，赐；赏给）剑，剑身呈金黄色光泽，刃锋犀利。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八字，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剑主鼫shí与，句践之子。此剑完整无缺，亮泽如新，寒芒泠泠，虽历二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依然不锈不蚀，风采依旧，在出土或传世的吴、越剑中可谓绝无仅有，实为剑中之极品，稀世之珍宝。
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
三吴都会单元展示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一部分。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迷逐渐高扬的初步发展时期。
铁耨
铁耨(nòu，锄草)汉代锄草的农具，余杭出土。汉初浙江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随着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南迁北人带来的先进技术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至隋唐时期，精耕细作的盛行使浙江开始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产之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隋炀帝将南北运河一直延伸到杭州，从而将浙江与北主政治中心连结起来。
越窑青瓷堆塑罐[西晋]
古代世界绝大多数民族长期徘徊在陶文化阶段，只有中国在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基础上发明了成熟的瓷器。从现有考古材料看，这一伟大的创造首先在浙江大地上出现。汉唐的浙江瓷器，根据地域的不同，可分为越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四个系统。其中上虞、慈溪一带的越窑尤以量多质佳闻名。
黑釉熊形灯
出土于上虞东汉时期的黑釉熊形灯，灯作熊形，顶上的碗为盛油及捻的盏，两肩下斜，腿脚曲於腹前，坐状，怀抱一熊，正在吃食，腹部有一圆孔。自顶口沿至膝部有援攀的鼠形动物。
铜龙、金龙[五代吴越]
东南翘楚单元展示五代宋元时期的浙江，盛唐之后的中国进入了骚动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一带即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对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发展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得到了更深入的开发。所以，一进入北宋，浙江便以富庶繁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国用所恃”的财赋之区，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南宋金牌、金铤、金叶子
南宋时期的浙江，不仅因为南宋建都临安而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因为曲阜孔庙南迁衢州而经受了一次儒家文化的洗礼。宋元鼎革，浙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在政治上备受歧视与压迫，体验着繁华尽逝的悲凉。但勤劳睿智的浙江人民用自己的坚韧和不懈，创造着经济和文化的新的辉煌。
《富春山居图》邮票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是黄公望为无用师和尚所绘。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较小，称“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画幅较长，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而充满了传奇色彩。
《富春山居图（局部）》邮票
富春山居图卷（局部）
富春山居图为元朝的书画，是黄公望的代表作，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目前展出的富春山居图卷（局部）为复制品，原件已归入博物馆库房保存。
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
元龙泉窑舟形砚滴，砚滴，也称水注，是一种文房用品，用于为砚台磨墨添水。这件舟形砚滴胎质细腻洁白，釉层肥厚、色粉青。其设计巧妙，动静结合，寓意生动，是一件难得的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龙泉青瓷精品。
彩塑泥菩萨立像
中国彩塑向以敦煌为代表，但其自唐五代而宋已逐渐衰落，而白象塔出土的北宋彩塑泥菩萨立像不仅延续了中国彩塑的优秀发展脉络，也堪称北宋时期的彩塑最高水准。由于北宋时期的温州彩塑艺术正由宫廷走向市场，即采用更多与群众生活贴近的形象和手法，于是在这些出土的彩塑中，神像不再如敦煌彩塑中那么面相威严，而是以当时温州妇女中身形和五官均姣好的人物为泥塑原型，创造出更世俗化和美感的造像，因此被称为“东方维纳斯”。
金丝福寿五梁冠[明]
繁庶两淅单元展示明清时期的浙江，明清时期的浙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行政区划上，浙江开始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严格意义上的浙江省终于形成；在经济上，多种经营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经济的繁荣，传统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造诣上，都跃居全国前列，学者们除继续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在这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他们以特有的精明、务实和豁达，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吴杰战袍
19世纪中叶，英国为改变中英贸易入超的状况，向中国偷运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继英国后，法国也于1883年发动侵华战争，浙江军民英勇抵抗，击退了法军的进攻。吴杰，安徽歙县人，清军镇海守备，他率兵坚守威远、靖远、镇远三座炮台，历奋勇击退法军进攻。
明清女性画家作品展
“流芳未歇—明清时期女性画家作品展”展出30余位明清时期女画家的书画作品共60余件（组），展现了古代女性在绘画创作中流入笔端的细腻情怀。中国古代绘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历朝各工名家辈出，唯女性画家足迹往往隐而不彰，明代以前，无论从画史记载还是从作品流传来看，女性画家实属凤毛麟角。
花卉图
明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各种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女性萌发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女性地位也得以提升。清代，女性绘画在明代兴盛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画家结社闺阁，积极地开展雅集笔会，甚至还课徒授艺、卖画自给，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李因（1615-1685），女。字今是，又字今生，号是菴，又号龛山逸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擅画山水、花鸟，亦工芦雁，师法陈淳，多用水墨，苍老无闺阁气。其夫每加以题跋，尝云：“花鸟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能诗，有《竹笑轩吟草》等，诗笔清奇，有中唐遗韵。
非凡的心声-中国古琴展厅
“非凡的心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中国古琴”展厅分为“古琴的历史”、“古琴的制作与演奏”、“馆藏古琴解读”三个单元。
中国古琴是世界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主要由弦与木质共鸣器发音。古琴以其历史久远、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其深邃、空灵的音色展现了古朴典雅、清渺悠远的精神境界。2003年11月7日，中国古琴艺术正式列入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伯牙弹琴
古琴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初创的年代，传说中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随着乐进入六艺之列，古琴开始在民间流行，从伯牙的故事看，春秋战国时期古琴已经开始从巫师和宫殿的祭祀伴奏乐器发展成为一种个人抒情明志的独奏乐器。
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
“彩凤鸣岐”琴制作于中唐，是杨宗稷（清末民初著名琴学大家）最爱的三张琴之一，杨氏评价“声音绝佳”、“可谓凤毛麟角矣”。琴有钟磬金石之声，在唐琴中已属于上乘，与故宫著名的唐琴“九霄环佩”可相提并论。唐代蜀地是制琴的主要基地，而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川雷氏，雷家世代造琴，以雷威最为著名。“彩凤鸣岐”琴正是雷威的杰作，因而是一件举世无双的珍宝。
青田石雕《高粱》
“意匠生辉—浙江民间造型艺术”展是一个以非物质文化样式呈现的陈列，展示的浙江大地孕育出的最杰出的民间艺术品。该陈列分为雕塑艺术、剪纸艺术、编织艺术、织染艺术四个单元。雕塑艺术有著名的“浙江三雕”（东阳木雕、乐清黄杨木雕、青田石雕）、黄岩翻簧竹雕、瓯塑；剪纸艺术有乐清细纹刻纸、浦江剪纸；编织艺术有东阳竹编、嵊州竹编；织染艺术包括萧山花边、浙南夹缬、桐乡蓝印花布。
黄杨木雕
民间艺术来源于劳动与生活，根植于乡村与城镇，体现了人民繁衍生息的脉络。丰富多样的浙江民间造型艺术，既是浙江人灵动心智和精巧技艺的物证，也反映出浙江人在人多地少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适应性与创造能力。
东阳竹编《松鼠》
随着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态的变迁，民间艺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走向萎缩乃至消亡。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国政府制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竭力保护各种行将消亡的民间艺术，为后人留下一份忠实的记录，也期待进一步唤起人们对民间艺术保护的责任感。
轿子
“十里红妆—宁绍婚俗中的红妆家具”是介绍宁绍地区民间婚嫁习俗的陈列，分为“待嫁的女儿”、“迎亲的队伍”、“火红的新房”三个单元。
轿子是迎娶新娘的交通工具，最能体现新娘的身份。乘坐精致华美的花轿是女人的夙愿和构想。在宁绍地区，有钱人家的新娘乘坐的，是一种八人抬的花轿，式样甚多，其中最豪华的，因需耗费近一万工时，也称“万工轿”，制作时采用传统的榫夕卯技术，不使用一枚钉子。有人说清末民初的宁波花轿是世界上最豪华的花轿，在这里所展出的，正是宁波花轿中的极品，是红妆家具最突出的代表。
新房
妆具习惯上分为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如千工床、房前桌、红橱、床前橱、衣架、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之类放在内室的，都属内房家伙；画桌、琴桌、八仙桌、圈椅等是外房家伙。从功能上讲，则可分为生活起居类、日用小木器、女红用品三大部分。
提桶、拗斗
形似“红鹅”的手工艺品，较小的叫做“讨奶桶”。较大的叫拗斗，是古时候宁绍地区女性洗澡的时候用来盛水淋头发、淋背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吉利。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
“钱江潮—浙江现代革命历史陈列”纵向以时间为序，分为“南湖红船与中共一大”、“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的风暴”、“钱江两岸的抗日烽火”、“走向解放之路”五个部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经过浴血奋斗取得浙江解放的光辉历程。横向以浙江重大革命斗争活动为点，通过现代化的展示手法，包括运用根据历史资料制作的复原式景观和声光电配合的大型场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重要的历史时刻和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
青色流年
浙江是中国古代青瓷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在绵延几千年的烧造历史中，出现了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等著名窑口，对全国的制瓷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特展”展品均是出自于全国各地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寺庙、遗址等考古遗存，以及自铭有纪年的浙江古代青瓷，展品按时代早晚排序、清晰地勾勒出浙江古代青瓷发展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出自于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等历史人物墓葬的青瓷器，生动而鲜活地还原了不同时代青瓷文化的历史风貌，使广大观众去领略中国陶瓷文化的博大深厚，感受青瓷艺术的魅力，细细品味融入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印记。
瓯窑青瓷褐色点彩鸡首壶
点彩是传统青瓷制作中出现的一种釉彩装饰方法，制法为用含铁较多的褐釉，点缀在施过青釉的器物上，烧造后，青釉上出现褐色斑点。它始于三国，流行于东晋。瓯窑胎白釉淡，用点彩组合的图案纹样，千变万化、多姿多彩，代表着东晋时期青瓷装饰艺术的成就。
越窑秘色瓷碗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旷世珍宝，其中13件越窑青瓷在帐碑上明确称为秘色瓷，传颂千年的秘色瓷至此为人们认识。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上林湖最核心区域的后司岙(ào)窑址，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精品，确认是唐宋时期秘色瓷的主要烧造地。
记得我曾经在2005年参观法门寺地宫时见过秘色瓷的真容，不过时隔太久，印象不深了，这次有幸再次得见，感觉收获不小。
越窑青瓷刻花盏托
盏托是置茶盏的托盘。托多呈圆形，中间有作为承托的凸起的托圈，即托口。瓷盏托始见于东晋，南北朝时开始流行，唐以后随着饮茶之风而盛行。
由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越窑青瓷刻花盏托，出土于北京西郊八宝山辽统和十五年(997年)韩佚墓，反映了当时辽和吴越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还体现了当时契丹族兴盛的茶文化。
龙泉窑青瓷三足炉
还发现了三件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展品，均是龙泉窑，其中的一件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龙泉窑青釉三足炉。这些来自故宫的宝贝平常很难得一见，没想到在北京没能相见，却在千里之外的杭州相遇了，有缘北京再见。
鎏金纯银阿育王塔
五代十国吴越国鎏金纯银阿育王塔，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为首次发现的吴越银阿育王塔，塔身镂刻的佛教故事在所发现的阿育王塔中最为清晰全面，是研究阿育王塔的最新资料，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孤山区。
另注：
1.标注[1]-[4]为国家文物局发布《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可谓是珍宝中的珍宝。浙江省博物馆共有4件文物在此目录中，此行均已得见；
2.标注-为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的藏品，武林区展出的为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牙雕、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春秋伎乐铜房屋模型、战国越王者旨於睗剑、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元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北宋泥塑彩绘观音立像、唐“彩凤鸣岐”七弦琴和清金箔贴花花轿（万工轿），另一件五代十国吴越国鎏金纯银阿育王塔在孤山区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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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6 1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