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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朱元璋身为明朝开国皇帝，能马背上得天下，自然是其用人之道有独到之处。

    朱元璋曾经说过：“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这番话，虽寥寥数语，却为谗佞者画出了一幅清晰的素描，凸显出他对谗佞者的不屑和痛恨。

    据载，朱元璋与兵部尚书沈缙议论兴治之道时说到：“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 。针对如何鉴别君子、小人问题，朱元璋又道：“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这番话道出了他胸中识人的原则。

    朱元璋在与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对这一识人原则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献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与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污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知识人之难，尤其明白难在何处，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就有了良好的开端。事实上，朱元璋在识人上的确技高一筹，麾下人才济济，成其霸业。

　　找到了识人之术，剩下的就是如何用人了。只讲识，回避用，那是叶公，朱元璋则是说到做到。他下命令给吏部：“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又说：“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朱元璋做皇帝二十多年，汲取了元代的教训，擢用了一批庶民为官，在他的大力提携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谆谆告诫道：“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史实已经证明，朱元璋的这套识御理论，完全来自于他的实践，很管用。

    然而，朱元璋毕竟是封建帝制的继承者，哪怕其出身卑微、自小受苦，同样无法摆脱“帝王心思”的做崇，无法逃避专制统治的困惑，于是乎，才有了后来的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事实证明，封建帝王识人用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家天下”，不过是为了“固皇权”，不过是为了“除异己”。任何奢望封建社会的明君能够清正廉政的幻想，都是幼稚而可笑的。

    纵观朱元璋的用人弊病，笔者以为有很多，以下三方面或许是最主要的：

    其一，“家天下”的帝制决定了“任人唯亲”。

    朱元璋选定接班人，不是看学识能力水平，而是在着重在嫡亲中钦定。先是长子朱标被立太子，后因早逝，再立次孙朱允炆为帝，是为建文帝。终因朱元璋四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而被推翻。

    尽管朱棣夺取政权名不正言不顺，但他在位期间完善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发展到顶峰，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明成祖也被后世称为永乐皇帝或永乐大帝。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若明朝没有朱棣的统治，朝代发展会是什么样子。甚至可以说，明成祖功不可没。

    其二，“固皇权”的根本决定了“大开杀戒”。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规律”，当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一旦成为“君臣” 关系时，往往就是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之日。明朝朱元璋也不例外。

    据正史或野史记载，猜忌刻薄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大杀功臣，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几乎被他斩尽杀绝，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叶升、冯胜、宋濂、傅友德……惟独信国公汤和幸免于难（《明史》里说汤和“沉敏多智数”，绝非溢美之辞，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个“异数”）。

    一般意义说，朱元璋好容易才坐上皇位，自然要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保住皇权，对来自任何方向角度的威胁加以清除铲除。而位高权重的功臣首当其冲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拔除而后安。何况其中不乏功高盖主之辈、窥视皇位之流、挑战帝威之人。

    其三，“除异己”的目的决定了“滥杀无辜”。

    在“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被朱元璋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朱元璋甚至在胡死后十年，还给他安插了一个“通倭谋反”的十恶不赦罪名；在“蓝玉案”中，身为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战功显赫的凉国公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很有死有余辜的意味，但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我们很难设想，胡蓝二案中受到牵连的人都是该死之人、该罚之人……

    也许正是因为朱元璋在胡蓝二案里滥杀无辜过多，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十去其九，以至于后来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纵观文武百官，竟无可用之帅去率兵抵挡，直落得个兵败后不知所踪的结局。朱元璋原本想巩固孙子的江山，不料却间接将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归路，想必起朱洪武于地下，也当哀叹自己苦心经营却适得其反，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

    得人才者得天下。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选人用人，关乎事业的成败。古代如是，今天也如此。就现代领导学、管理学角度看，用人之道贵在任人唯贤，贵在德才兼备，贵在知人善用、用其所长……而不是怀疑一切，捕风捉影，牵连一片，滥杀无辜。

    只有用人问题的公平公正公开，才能杜绝用人弊端。朱元璋的用人利弊，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