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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我们知道，濮阳是战国时代卫国的首都。以国籍而论，吕不韦应当算是卫国人。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了吕不韦长大成人时，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政治腐败，前景黯淡。

　　国内无望，吕不韦于是出国寻求发展的道路。由于家业的关系，他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国际贸易。吕不韦离开卫国以后，在韩国的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获成功，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

　　公元前262年，即秦昭王四十五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邯郸，偶然结识了子异。子异的身世处境，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史书记载了吕不韦初次见到子异时的感慨。这个感慨只有一句话，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吕不韦不愧是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子异作为投资对象审视，精明地察觉出子异作为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子异时，他声色不露，只是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阳翟，他先做调查，搜集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定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资到子异的升值空间中去。

　　由于事关重大，他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吕不韦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定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在《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这段谈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说：“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十倍。”吕不韦又问道：“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一百倍。”吕不韦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其父答到：“无数”。

　　在吕不韦的眼里，子异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的商品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吕不韦要由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子异，拥立子异成为秦国的国王。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作为商人，在商多为言利。吕不韦也是如此，他的这个投资计划并没有脱离商人的算计，正如他话中所表露的，其基本动机，仍然在于获得利润。吕不韦父亲回答的“无数”，让吕不韦很是兴奋，又很是谨慎。

　　一般说，“无数”有两层含义，一是无限乐观的利润期待，二是无法计算，难以预测。若作为后一种理解的话，吕不韦父亲所回答的“无数”就是一种对于高风险投资的谨慎评估。这也应合了高风险才能有高回报的普遍规律。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吕不韦还是毅然决定投资子异，不但投入了全部财产，而且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身心。毕竟，这件事对于吕不韦而言，不仅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投资，也是一种由商界到政界的事业转型；进而，对于吕不韦的人生来说，更是一种追求新的生命价值的冒险。

    事实证明，吕不韦的投资是成功的，收益是巨大的。实现了他的最高的利益，通过资助子异登上王位，然后由成为秦王的子异给予自己最大的回报。可以说，他不仅收获了经济利益，也收获了政治利益。

    今天，我们探讨吕不韦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先河一事，并不是说他为了改变古人看不起商人的地位，决定弃商从政，以达到成为贵族的目的有何不好，而是想说透过吕不韦投资政界获得利益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譬如说，官商一体、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收买官员等都莫不是其中的遗毒体现。当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在官场蔓延之时，肯定就是政风不正之日。现实中许多活生生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个道理。

    因此，笔者才想说，必须警惕吕不韦式商人投机政界。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