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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宋书 卷二百六十四 列传第二十三 薛惟吉传》记载，薛惟吉，字世康，薛居正假子，开封浚仪人。居正妻妒悍，无子，婢妾皆不得侍侧，故养惟吉，爱之甚笃。少有勇力，形质魁岸，与京师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纵酒不谨。雅好音乐，尝与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荫补右千牛卫备身，历太子通奉舍人，改西头供奉官。

    通过这段介绍，我们知道，薛惟吉之父是宋太祖时期的宰相薛居正，薛居正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的主编。只因这位才子娶了个“妒悍”的妻子，没给他生儿子，也不准他接近婢妾，结果只得收养惟吉为假子。薛居正对惟吉十分溺爱，使得惟吉变成了一个整天跟问题少年们混在一起摔跤踢球、纵酒玩乐的不肖子弟。

　　薛居正死后，宋太宗亲自吊唁，特意问:“不肖子安在，颇改行否？恐不能负荷先业，奈何！”薛惟吉在旁边“惧赧不敢起”，由此改过自新，“能折节下士，轻财好施，所至有能声”。但他跟父亲一样，御家无法，结果死后家里便闹出沸沸扬扬的“寡妇门”事件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寡妇门前是非多，让两位宰相双双降职的事件。

    说起引发事端的寡妇，是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想那柴氏并非薛惟吉的原配，而是后妻，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又没有儿子，平时就跟薛惟吉的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不和，她守寡不久就想改嫁。柴氏择定的人选是当时著名的大肚宰相张齐贤，据说这位相爷“体质丰大，饮食过人”，特别喜欢吃肥猪肉，故而谓之“大肚”。

　　他跟柴氏暗中商定婚约，还派人派车来接她。这一来薛安上不干了，一状告到开封府，说后母要卷走祖父、父亲两代累积的大笔家产。开封府一听涉案的包括宰相，不敢自作主张，赶紧汇报宋真宗。宋真宗不愿把事情闹大，就派有关部门悄悄审问柴氏，哪知柴氏的说法与薛安上的状词大相径庭。不得已，真宗只好把这事下发御史台审理。

　　此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柴氏抛头露面，击登闻鼓反告一状，告另一位宰相向敏中花低价买下薛家旧宅，又曾向自己求婚，因自己没答应，向宰相恼羞成怒，遂指使薛安上诬告自己。此前因为薛安上兄弟素来不成器，真宗曾下诏不许他们卖掉父祖的产业。

　　既然宰相向敏中也被卷入纠纷，真宗只得叫来质问。向敏中承认确实花钱500万买了薛氏宅第，最近确实也遭遇丧妻，但并没有再婚的想法，更没有向柴氏求婚。向敏中买薛氏旧宅，显然属于违诏，但真宗想息事宁人，不打算深究。哪知柴氏不肯罢休，又击鼓提出诉讼，于是此案再度由御史台审理。

　　再审之后，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盐铁使王嗣宗一向跟向敏中不和，这时也跳出来揭发，说向敏中最近议娶已故驸马都尉王承衍的妹妹，“密约已定而未纳采”。真宗询问王氏，得知确有此事，就对向敏中很不满，有了不满看法，把他找来当面批评，说他不诚实，明明私下里紧锣密鼓地安排再婚的事，居然骗皇帝说没有这种想法。在真宗看来，向敏中说他并没有向柴氏求婚，这说法恐怕也靠不住。

　　但另一方面，张齐贤也并没有打成如意算盘，御史台调查发现，柴氏的状词原来是张齐贤之子、时任太子中舍的张宗诲教她写的，张齐贤显然脱不了干系。进一步审问柴氏的心腹仆人，还发现她埋藏了金贝财宝约两万缗（一缗即一贯）。

　　不久，经真宗亲自过问，审理判决结果很快就浮出水面：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被贬为海州别驾；薛安上因为违诏卖房宅，被判笞刑，卖掉的房宅让他们赎了回去，还吩咐御史台、开封府以后随时监督。

    因对宰相的处理意见，须以真宗的名义出一份制书，偏巧起草制书的翰林院学士宋白跟向敏中也有旧怨----他曾跟向敏中借十锭银子，而向敏中不肯借他。于是，宋白起草的制书下笔就很严厉，有“对朕食言，为臣自昧”之语，向敏中“读制泣下”。

    至于柴氏，自然也没办法如愿嫁给张齐贤。她还被罚款铜八斤，并且赎回薛氏旧宅的钱就是用她埋藏的那些金贝，可谓“赔了丈夫又折金”。我们不知柴氏究竟有什么优点打动了两位宰相，但很显然，他们争着娶她，并不仅是因她年轻美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有钱。理学家程颐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两位宰相争娶一妻，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

    由此看来，婚姻嫁娶之事，不惟感情而为金钱，自古有之。若是普通民众尚且好说好听，但身居宰相高位者，也窥视寡妇财产，企图通过婚姻敛财，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当然，我们不是说金钱不重要，但不顾颜面、唯利是图，就很悲哀了。试想，处于高位的两位宰相，如此贪财、贪婪，焉能存公正不枉法？难怪宋真宗要把他们一举拿下，降职使用。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官场争斗、仕途风险也在这个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不由得使人萌生几分寒冷、几分无奈。倘若政界人际关系复杂到如此地步，还有多少人在忧虑国家大事、社会重事、民生急事？事实上，历朝历代，包括今生今世，凡是领导集团不团结、不和谐之况，都是内耗严重、危机四伏之时。这样的官场氛围与人际环境，不仅对国家不利、社会不利，对民生也不利。

    尽管“一寡妇让两宰相双双降职”只是个案，但为女色争斗的背后，不过是在为金钱在争斗，为权力在争斗，为利益在争斗，很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管理国家需要从治吏开始，吏不正则国不强，吏不廉则民不安。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找到借鉴意义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