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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苏轼的仕途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二十一岁时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人称“苏东坡”。哲宗即位后，曾任、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尊遗愿葬于中岳嵩山，今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如今凡提及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道他或多或少懂得些医术，曾为湖北、广东民众治疗瘟疫献计献药的，恐怕就不多了。

    据史料记载，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因针砭腐败的朝政，得罪权臣，被贬到被称作“瘴疠之地”的广东惠州。当时他处境艰难，而且贫病交加，可仍关心百姓疾苦。当他得知广州跟惠州都在流行瘟疫时，立即给时任广州太守王敏仲写信献计。苏在信中，首先肯定王太守设立渡津，抢救孤儿寡妇，并准备治疗之药，是最大的政事。进而分析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会传染给广州市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家医院，专门收治染病的患者。医院所需资金，必须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给，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他同时还向王太守推荐合适的人才，抄下自己收集的治疗瘴疫药方：“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 请王太守在广州大加推广。后来，苏东坡在惠州还钻研酿酒技术，将从道士处学来的方子，酿造成药酒，用以治疗瘟疫，在惠州、广州等疾病多发区推广，效果颇佳。这些善举，使苏东坡在文学成就的辉煌之外，平添了锦上添花的功劳。

    令人惋惜的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后不久，同样是为了防治瘟疫，由于采取了不同做法，曾带来诸多不良后果，远远出乎大家意料。

    北宋元丰四年间，湖北爆发瘟疫，百姓染病死亡无数，天空中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正在湖北黄州（现在的黄冈）工作生活的苏东坡，凭借自己对医术的研究，捣鼓出一副灵丹妙药“圣散子”，他配制好药剂后，大量分发给当地百姓，令人惊奇的是，瘟疫真的被控制住了。就这样，死神轻轻地与黄州民众擦肩而过。一时间，苏东坡成了人们的大救星，百姓对他感激涕零，又是跪拜又是道谢。苏东坡很得意，信口就说这“圣散子”是神药，能包治百病。他甚至嘱咐百姓，如果家中有人染病，只需服用此药，保证让你药到病除。

　　通过苏东坡治愈瘟疫事迹的广为流传，老百姓对他医术已达到盲目迷信程度，简单化地把“圣散子”当成包治百病的神药，遇到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狗咬猫抓等都服用此神药，结果却是：有人吃得上吐下泻，有的吃得卧床不起，有的还丢了性命。

　　其实，这世上根本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只要稍有常识者都清楚。关键是苏东坡名气太大、声望太高，老百姓从相信到迷信，从盲目到盲从，反正觉得苏东坡才高八斗，为人正派，又精通医学，肯定不会坑人，于是大家心甘情愿地采用他荐的“神药”。结果却是有苦有乐、有喜有悲，或喜笑颜开，或痛苦不已，甚至有的还要“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也许那时的人们并不懂得，“信广告，不如信疗效”的道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只要有药在吃，就有健康希望。很是无知和愚昧。试想，“广告乱做”导致的“药物乱吃”，焉能不出现“结果乱象”？

    尽管苏东坡这回“送药物”全免费、“做广告”不图钱，却也落得个挺“坑人”的后果。此现象的发生和存在，究其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是迷信害人。再能干、再优秀、再杰出的人，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行行精通，何况在宋朝这个科学科技远不够发达先进的时代。包治百病，显然是忽悠、是夸大。其二是名望害人。一般来说，名声威望都是依靠实绩获得的，但名望不等同于在某个领域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专。苏东坡主要特长在文学，对医术尽管有涉猎有研究，毕竟不是主业，未必就是“金口玉言”。其三，广告害人。与现在某些名人昧着良心做假广告不同，苏东坡打出的这则虚假广告，图的不是钱，他确实是心系百姓，分发治瘟疫药品连成本费都不收。当时苏东坡雇人走街串巷免费赠药，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好心未必都能够做成好事，这已是无数事实都证明了浅显道理。

    曾有位学者在评价此事时指出：“因为苏大才子虽懂医学，但从来就没有仅凭一剂药就能包治百病，他虽有一腔助人为乐的热血，但结果却和现在的名人虚假广告一样，百姓被'坑'了。这就是名人的杀伤力，有时好心也能办错事。”笔者很有同感。

    联想到今日，还有多少所谓名人仍在步苏东坡的后尘，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不同领域，依旧吆喝着虚假程度不一的广告呢？也许他们确实曾经风光一时，摘取某个领域的桂冠，但是否都在干着问心无愧的事情呢？也许他们确实曾经获得佳绩，站在某些行业的高点，但是否都在做着名副其实的宣传呢？更别提那些只想假借名望到处广而告之，谋取私利、中饱私囊、满足私欲的人了。

    对待这种境况，笔者私以为，这不仅仅是广告管理的事情，更多的是涉及法律、教育、监督的问题。倘若有一天，做广告(也包括自我炒作、互相吹嘘，以及那些类似广告性质的其他推介活动)，再也不敢“坑人”、不能“坑人”、不会“坑人”时，我们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必将是令人向往的理想乐土。这样的时刻还有多远？

    苏东坡“做广告”不图钱也“坑人”现象，在当今世界还有多少类似的问题存在，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深刻反思。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