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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羹尧（1679-1726）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人，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还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显爵集於一身。他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事，率清军平息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二年（1724）入京时，得到雍正帝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但翌年十二月，风云骤变，他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于是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直至后来逐渐失宠获罪，被雍正赐死，是何缘由让年羹尧落得如此下场？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它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竟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次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羹尧、赵之垣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对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的看法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也有人说年羹尧是因为当年助雍正帝阴谋篡位而被诛杀，笔者觉得都只是猜测而已，并无确切历史依据。“造反说”不成立，主要理由是，尽管年羹尧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以致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但他要谋反是不可能的，不仅没有这样的胆气，更没有这样的实力。就连雍正自己也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说年羹尧因参与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笔者也觉得史料不足，尚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算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又为国法所不容；这样的做法与为人，当然会招致雍正的忌恨。以上种种，年羹尧显然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有道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从年羹尧始荣而终衰的人生轨迹中，确实可以汲取许多经验教训。

    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帝对年羹尧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他权利膨胀，几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帝警觉和不满，终于使雍正帝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对年羹尧的始荣而终衰，雍正帝深感负有责任，他多次表示：“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

    这给我们两条极为重要的警示：其一，作为领导者，对能力出众、水平超群之属下，在使用时可以给予充分信任、可以委以适当重任，但不能缺乏实际有效的管理与监督，过分宠爱骄纵的结果，不是爱而是害；其二，作为部下，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成就那怕是再突出再显著，都不得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一旦权欲私欲冲毁了理智理性，就可能坠入无底的罪恶深渊。

    怎样做好为人处世、如何面对成功失败，是需要我们一生无穷尽的努力与修为的大课题。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