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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之风，古已有之，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十分盛行。古时吃素，倒不是由于当时经济落后，没有肉吃，只能以瓜菜裹腹，而是那时已经出现了“养、助、益、充”的饮食观念，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这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有详细记载。但主要的原因，还是老庄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大批隐逸的文人，崇尚自然，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为追求清气，极力奉行素食的原则。

    吃素，本是一件好事。但发展到后来，就有些走火入魔。《汉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周泽的人，餐餐吃素，以致营养不良生病。老婆怪他，说何苦这样把自己折磨。周泽一听，火冒三丈。马上以“干犯斋禁”的罪名，把老婆送进监狱。“干犯斋禁”，当时可不是小罪，基本和现在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差不多。

    佛教在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直到南朝梁武帝时的四百多年里，并没有规定和尚一定要吃素。佛经《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荤”。这个荤，并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荤，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荤”。《梵网经》指出:“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就是这五种蔬菜。荤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说明荤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至于荤为什么从植物变成了动物，是后来演变的结果。

    当时，和尚是否吃肉食，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搞一概而论。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许吃三种“净肉”(“三净肉”为“ 一我眼不见其杀者；二不闻为我杀者；三无为我而杀之疑者”)。

    据相关记载，对于“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是需要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特殊照顾，什么肉都可以吃。现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洋和尚，中国蒙、藏、傣等少数民族的和尚，还都是允许吃肉的。

    和尚不准吃肉，是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一手策划并大力推行的“政策”。梁武帝萧衍是个佛教的超级发烧友，他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想当和尚，想得几乎发疯，竟然先后四次，擅离职守，跑到同泰寺，舍身向佛，要去当和尚。他还规定佛教是南朝的国教。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南朝境内到处建起了佛寺，大批人出家当和尚、尼姑，全国僧尼甚至达到数百万人，仅首都健康（今江苏南京）一地，就有佛寺700余所，僧尼10余万人。 

    梁武帝之所以规定和尚不得吃肉，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贵为皇帝，酒肉对他来说太平常，何况天天大鱼大肉也使他觉得很不利于修身养性，于是一厢情愿地推己及人，规定所有向佛之人特别是和尚不许喝酒吃肉；二是梁武帝对佛经酷爱到手不释卷的地步，一部《大般涅经》烂熟于心。因经书里规定:“戒杀生”，故而他想若是杀生管杀生，肯定管不彻底，还是要从根本上抓起，干脆不准吃肉！肉不能吃，则杀生无益无用，故而可以在源头管住杀生。一经决定，立即紧急传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于是乎，皇帝金口一开，一呼百诺。一时间，素食者“天下户口，几去其半”。

    尽管刚开始推行素食制度时，寺庙中的那些僧众，尽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揭露那些僧侣的劣迹，而是要强调他的素食主张。梁武帝连续撰写四篇“断酒肉文”的理论根据，是《涅盘》等经的大乘教义。他以教义取代戒律，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迫于“皇帝菩萨”的权威，僧尼们只好陪绑和就范。从此以后，我国便形成了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传统，并流传至今。 

    既然和尚吃素已成传统，如今又被广大僧尼所接受，已不存在改革与创新的问题，继续延用也无可厚非。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作为执政者，是否能够以个人的好恶制定政策、是否可以凭借权威实施制度，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