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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关公车是否取消的话题已经引起众多人关注。鲁国平先生在凤凰网发表的《取消专车是治公车的釜底抽薪之举》文章，我也认真拜读了。对此，就个人来说，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却感觉具体实施难度极大。因为，公车问题，已不是某个地方某个领域存在的弊端，而是全局性的全面性的问题，不能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改革、不能使用脚痛医脚的方式进行。

    正如文章指出的那样，公车改革已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试点，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管理，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二是公车集中管理，以昆明为代表，把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三是前两种模式的结合，以杭州为代表，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不同的是，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

    这三种模式，孰优孰劣，难分高下。不同模式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环境、不同基础相适应。各地在选择公车改革时，选择最适合本地特点的才是最佳的。总体看来，无论哪种模式，不管什么方法，都不可避免牵涉到责权利的综合考量，都面临着管理者使用者监督者关系处理的协调把握。

    按说，国家早已有了公车使用配备管理的严格规定，本不应当存在问题，却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今年民革中央提案指出，公车之害可谓猛如虎，“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地方公车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6％~12％之间。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可谓是切中时弊，一针见血。

    但据笔者分析，盲目取消公车未必就是最佳选择。理由有三：

    其一，任何公共财物的使用与管理，不能“一刀切”。就拿公车配备来说，厅级以下取消领导人专车的严格规定，是否与现实情况吻合，需要认真研究。对领导干部职能管辖来说，大量的工作在县级单位，毕竟县级机构是党和政府实施领导贯彻政策的关键岗位。倘若，县级领导连专车都没有，且不说工作不便，怕是许多事情的处理与现场指挥，都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延误战机，影响效率。

    其二，公车问题的症结，并不在配，而在管。只要各地在配备公车时，能严格按照标准，把握原则，确实不是难事。但管理公车、使用公车，人为因素较多，是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所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图省事不顾实效，一概而论的结果，往往是难如人愿。任何一种公车改革模式的采用，都需要制定和实施管理措施到位才能有良好效果。

    其三，公车改革必须全面彻底，否则难免会导致转嫁负担的现象萌生。有网友针对“取消公车”的呼吁，评论指出：“天真！哪里是釜底抽薪，分明是扬汤止沸，健全法制，健全监督才是本。拜托！千万别取消，如果取消，企业的负担一定增加！”不能不说是很明智的建议。曾有过这样的情景，有的地方，机关发了车补，或集中管理公车，到基层单位视察检查，要么机关人员该下去不愿去，要么让基层派人千里迢迢来汇报，或指定相关部门派车来接送，无形加重了其他单位的负担，转嫁了部分开支，造成更不好的影响。

    制定政策容易，兼顾全面难；取消公车容易，加强管理难。该何去何从，当怎行怎为，其中有不少规律可以探讨研究。切莫“按下葫芦浮起瓢”，切莫盲目取消再补救。这算是笔者一点不够成熟的建议吧。

    （作者：用心沟通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