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解除程序做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对本人没有影响，他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2月25日《京华时报》）

    这个规定，无疑对曾经受行政处分的官员复出是个利好消息。但在具体操作中，应当严把政策关。我觉得，这项工作是“技术活”，是细致活，是需要在公众监督下的阳光工程。

    前些年，“问题官员”悄然复出已不是什么新闻。比如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复出后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复出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质检总局原副司长在“三鹿事件”后，辗转着官复原级……引发了公众的热议与质疑。

    公众为何总是对问题官员的复出充满惊诧？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对于出问题官员的“一刀切”认识，尤其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时，个人情感往往取代理性判断；二是官员复出体系总是遮遮掩掩而引发的质疑和猜忌。

    我们应该看到，被问责的官员有时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是政府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给予一个知错改过的机会。马有失蹄，人有失意。不犯错的人，要么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人，要么是玲珑八面做老好人的人，此等人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在现代飞速发展的社会，守摊子只能越守越贫穷，守阵地只能越守越被动。无功便是过才是能适应新形势的先进理念。我们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提倡敢闯敢干，允许一些干部实践中犯下过失，更要允许他们将来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再者，对“问题官员”要一分为二的加以分析，不能都一棍子打死。毕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为正确的用人之道。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个人情感取代理性判断。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地方或部门，过去曾经有过对“问题官员”采取高调处分低调升迁的做法，使得当事官员仕途成为暧昧的悬疑剧，进而消弭着公权的公信力。如此“隐秘”的做法，使得“问题官员”复出，这个本来是鼓励官员勇于改正错误的激励机制，却在操作中被人为地制造一些神秘色彩，一旦这种神秘结合一些不规范的复出案例，顿时就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打击了复出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高高举起”的问责风暴，“轻轻落下”的复出通道。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严肃的问责变成了儿戏。这就变得好事做歪、公事做差了。

    因此，我很赞同新华网02月26日邓海建在文章中指出的观点：

    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出不能是温室里羞答答的玫瑰，而必须是骄阳下的向日葵，需要一套阳光下的程序。
    具体来说，这个程序既包括当事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应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复出到新职位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这个职位必须选择“问题官员”？是什么情况决定了非“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问责时间板上钉钉，还是不能浇灭公众心头的疑虑。
    由此可见，官员复出的关键不在期限而在缘由。“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也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问题官员”复出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善于亮剑，敢于动刀，变弹性管理为刚性约束，变“温柔”追究为常态问责。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处罚主要责任者，就能严明法纪，严肃纪律，端正党风，树立形象，实事求是地把队伍中的“蛀虫”清除，把“毒瘤”切掉，逐步恢复健康肌体；只要问责办法透明化，问责机制刚性化，复出程序透明化，公众监督阳光化，就能避免问责对“问题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助长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的后果。

    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关注到官员复出程序是件好事，这也是我们走向政治文明与行政规范的正途。

    在严肃法纪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复出平台，打造一个阳光透明的监督环境，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完善的官员考核体系，更好地促进“问题官员”复出问题的科学合理解决。

    阳光操作，是时代的呼唤，是事业的需要，是百姓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