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出版的长篇小说《城与乡》后记

这是我写的第三部、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对于一个十余年没有动笔写作品的文学爱好者，拾笔就敢写长篇的我来说，可谓无知无畏。“无知无畏”这个词，大概就是为我这样不知道害怕的人创造的。现在回头看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会哑然失笑，生涩、稚嫩，缺乏技巧，是一锅夹生饭，却有点锅底烧糊的味道。第二部长篇有同样的问题，被我搁置箱底，不想再碰它。

《城与乡》这部小说，是我写完第二部小说之后想写的一部作品。特别是读了安黎老师的《时间的面孔》，让我受益匪浅。故乡这个题材，是作家绕不过的精神领地。这部小说，我写得很苦，有我儿时生活的影子，是我记忆的沉淀。红星村（真实的地方，虚构的名字）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故乡，尽管它贫瘠，偏僻，闭塞，但它养育了我，祖父、祖母也安葬在这里，我们这个家族就此在这里扎下了根，是无法忘记和抛弃的地方。虽然我已离开这里二十多年了，但每年都要回去几次。小说中写到的人和事，都是虚构的，毋须对号入座。唯一真实的是武王山这个名字，它的历史要比山下的村子久远，不知默默无语地矗立了多少年，庇护着山下的黎民。当然，有关它的传说林林总总，无人考证其真伪。

文学作品到底写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奠定了他的文学王国。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目光所及，笔墨所触，是他真实心灵的反映。这部交织于乡村与县城的小说，是我心灵故乡的一个剖面。一个善意的解剖。只是，人们喜欢花好月圆夜，不愿直视人性心灵深处的肮脏；喜欢以我为中心的低吟浅唱，不愿触及物欲横流后边的龌龊。高速发展的经济丰盈了物质生活，却湮没了文学的真实存在。伤痕累累的文学，已到了伤不起的地步。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写作者，也不是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写作是爱好，是已搁笔十几年的儿时梦想，做职业经理人是为了谋生。这二者的关系简单而纯粹。职场需要互动，哪怕是虚情假意的互动，都得去应付，而我恰恰厌恶这些，所以我不称职。我将酒桌上的交杯换盏，牌桌上的你来我往，以及能推掉的应酬统统推掉，将能利用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业内人嘲笑我痴情和清苦，是该到享受生活的年龄了，何必孤独享清风？文学圈人士嘲笑我滥竽充数，何必在激烈竞争的文坛插一只足？我闻后都一笑了之。自己的心声只有自己能听到，别人听到了都是失真的声音。何况，也无人关注我这个不知名作家的存在。

坦诚地讲，同为耀州人的安黎，与我亦师亦友，是我重提笔写作的老师。他的作品思想深邃，写法新颖，别具一格。安黎为人处事低调，简洁质朴，人如其文，悲悯苍生。我的这部小说，或多或少受他影响。无奈自己写作功底肤浅，达不到他的境界。这部小说我写得很慢，写到大约十八万字时，电脑突然黑屏，启动不了，我差点崩溃。好在经过恢复，抢救出了十三万字，另五万字我凭记忆重新输入，但总有断层之感。这部小说我写了大半年，2012年春节打印后先让安老师指点。他看了前几十页，兴奋地对我说，你终于找到了写作门道。紧贴生活，关注人性是写作不可偏离的主题。他几乎看了一个多月，给了中肯的评价。之后我又经过多次修改，终成定稿。定稿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才发现自己快五十岁了。一个曾经痴迷文学立志要当一名作家的轻狂少年，当正真成为作家时，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作家的光环亦不再耀目，不得不嗟叹岁月无情，世事难料。

定稿后，我并没有截稿的喜悦，而是心情愈加沉重。这部小说的题材和故事的载体，包括地名、地貌，或多或少都有我的经历。我担心故乡人读后不理解的指指点点，还有在官场行走的昔日同仁的责骂。更何况，现在的出版物多如星瀚，自誉为作家的人走在大街上都能撞到一大片，自己既无名又无叫得响的作品，电子读物又冲击着实体读本，写的东西会有人看吗？但我同意安黎先生的观点：文学是一门宗教，世俗的尘埃与它格格不入。只有带着虔诚和圣心的教徒才有可能走进它。生锈的灵魂可以铸造金币，却创造不了文学。

人活着总走不出世俗。尽管我厌倦世俗的虚伪。一部小说的出版，按惯例我得感谢一圈人。最主要的是得感谢我的老板，他包容了我多年，还允许我不务正业。感谢我的同事，他们容忍了我多年的臭脾气，还将继续忍受着。我要感谢与我相识了近三十年的老朋友杜建生先生。他是我从部队回来参加工作后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他与我同龄，也喜欢舞文弄墨，尤以写新闻报道和行政公文见长，无钱无关系的他凭靠一支笔后从乡镇调到县委办专为领导做嫁衣。他为人质朴，个性率真，不善逢迎，敢于直言，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官场很不得志，工作近三十年，刚刚才混了个正科级的副书记。我第一部书出版后，他一字一句地读，提出了许多校对意见，承诺我再出书时他来校对。当我把第二部书稿给他时，他愉快地兑现了承诺，密密麻麻记了一本子需要修改的标点和字词句，又和我一一对照修改，令我感动。

一个无名的作者，出书前都想请德高望重的名家写个序或推荐语，为自己的作品增色。我也不例外。在安黎老师的引荐下，年事已高却仍甘为文学新人做嫁人的李星老师为我写了一篇分量极重的序言，令我唏嘘。李老师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四届茅奖评委，在中国文学评论界享有盛誉。他不会用电脑，一字一句地读了我的稿子，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写了近四千字的长序。向尊重文学的李老师致敬！北野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教授，在我的请求下题写了书名，为这部平淡的小说增辉不少。感谢北野兄。

这部小说命运多舛，曾辗转于北京、上海多家文化公司，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有出版价值，但太纯文学了，有市场风险。文学须服从于市场的现实让醒悟：文学也沦为社会底层了。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欣闻文学前辈莫言老师破天荒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给萎靡的中国文学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褒者贬者如潮，不屑者有之。但不管怎么说，莫言老师的获奖，证明了文学是人类融通心灵的共同语言这句话的正确，但改变不了中国文学当下的现状。正在犹豫不决时，朋友任小朋将稿子推荐给漓江出版社上海出版中心的周向荣女士，他们很快给了回复，愿意合作出版。就这样，这本书才得以面世。感谢漓江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不曾谋面的周向荣女士，但愿这本书能给出版社带来微薄收益。

这部书的出版使我愈发坚信：文学虽不能济世，却能永恒。

向尊重文学的人们致敬！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