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一起打工的兄弟/吴泽民

屈指算来，我离开混日子的单位走上打工之路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我从办公室主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到掌管两个公司的总裁，鬓角已经灰白，原本黝黑的面孔更像高原的褶子 。这十五年光阴，在我身边的打工兄弟也不计百千。虽然我t跳槽了三个单位， 职位和待遇在上升，但跟随我的兄弟仍在最底层苦苦煎熬。我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也为他们的处境惆怅，更为自己的权小力微而自责。

我曾不屑与他们为伍。 那是刚走上打工之路的初期，自恃有点小才，又是所谓的国家机关出来的，与他们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下岗工人，泥腿子农民工，还有刚刚大学毕业到处找工作又处处碰壁的大学生格格不入。我的脸一天都是紧绷的不会笑，我的言语是尖刻的， 嘲笑他们的无知。他们远离我，既就是一堆人在热热闹闹地嬉笑，看见我走来，把笑容宁愿僵在脸上，也不愿释放。我很孤独。孤独的我在反思，在这里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地位也是同等的，更无身份贵贱之分，一律的打工者。久而久之，以诚之心对质朴之心，心门打开了，我也就有了一帮打工兄弟。

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在现阶段的私营企业里，打工者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每个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渭北高原的私营企业，公司的气氛也如同高原一样苍凉。从业者大都是周边的农民，也有偏远省份拖家带口的外省同胞。而企业周边的农民，也是真正的农民工，大凡有点文化，有点技能的年轻人，都到沿海地区去打工了，能留在当地打工的都是些年龄偏大又无特长的真正亦工亦农者。农闲出来打工，农忙却想着自家的庄稼地。无奈工厂的忙碌总是和农忙交织在一起，为了这份仅能挣点零花钱的工作，只能掏大价钱雇人收种。到月末，眼巴巴盼望着哪几张百元钞票，发薪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无奈中蹲在墙脚下抱着头发呆，还流下几滴泪珠，到伤心极处，抹一把泪，把鼻涕擦在沾满灰尘的鞋底。看到这一切，我往往鼻子一酸，不忍再看，将自己口袋的钱掏出来让他解燃眉之急。

     我最不愿看到的是春节放假。那些千里迢迢、背井离乡的打工兄弟，一到腊月天就开始盘算自己一年的收入，就开始向往过年的情景。但到年关，企业往往是资金最紧张的关口。有位大巴山中的工友，我们都叫他老彭，其实年龄与我相仿，只是人长得矮小，又胆小如鼠，处处谨小甚微，却打得一手好算盘，算数比电子计算器还快，为此我让他管仓库。他原本是施工队的库管，工程结束后他不想再去更加寒冷的陕北高原，提出想在这里工作，我破例用了次手中的权力，吸纳了他。他很健谈，就像我认识的所有四川人一样，一口极富有感染力的川腔，令我喜爱。但他也太抠门，每次吃饭都落在后边，畏畏缩缩，吃最便宜的饭菜，捡别人扔在地上的烟头，剥开后又用废纸圈着抽。有时我在餐厅的包间招呼客人吃饭，尽可能给他给一点肉菜或留一点残羹剩汁。就是这点残羹剩汁也让他感动不已。时间长了，他向我说起他的家境。九山一田的大巴山，日子过得苦焦，他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位年已七旬的老娘，全靠他出外打工养活。我这才明白他为何如此节俭，为何每次发工资都要蘸着唾液数了又数，还从不存银行，装到贴身的衣服口袋，每天晚上睡觉前还要再数上一遍。我曾问他为何把钱不存银行？他嘿嘿一笑说，装到自己身上踏实，放到银行只有数字而没有钱的现实感。无奈钱增长的幅度太慢，既就是天天数也不增长。那年腊月二十就放年假了，老彭迟迟没走，他在等全年的工资，车票定了又退，退了又定，仍无归期。腊月二十七的晚上，老彭找到我的宿舍说，老板正往车上装钱呢，让我给老板说说，把他那一点工资结了，全家等钱过年呢，说着又泪眼婆娑。我知道，今年经营不景气，年底货款收不回来，老板留了点钱打点政府官员和各路诸侯。但我看老彭期待的眼神和又矮小了的身躯，仿佛看到了大巴山里那几位女人翘首盼望的眼睛，看到三个女儿等待父亲买的过年花衣，还有倚着门框望着门前那条悠长小路的白发苍苍的老娘，还有那个洗净了身子等待他并不宽广且很温暖怀抱的女人，就连那条小黄狗也在门前蜿蜒的山路上不知迎接了多少次。我二话没说，鼓足勇气去找老板。老板听完我的话，半天无语，最后长叹一声说，这些钱送给别人过年，可我家过年的钱在那我还不知道。我听完无语，转身走了。老彭在楼梯口听到老板的话，急得直用头撞墙。我把他拉到我的宿舍，掏出一个月的工资给了他。我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他们半年的辛苦钱。老彭推辞不要，我怒了，大喝道：拿着，明天就回去过年。老彭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我的泪水也流淌下来，紧忙扶起他。他感动之后，要给我写借条，我拦住了，让他回去早睡，明天我去省城办事，捎他去火车站。第二天一大早，他叫醒了我。原来他一夜未睡，捂着装钱的衣兜坐了一宿，生怕钱被人偷了。到省城火车站，车票已无法买到，我掏高价从票贩子那给他卖了张票，老彭哭着进了候车室。回来的路上，司机说，我借给老彭的钱肯定打了水漂，他明年不会再来了。我没有接司机的话，我相信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既就是他不还我，我也无怨无悔。

     大概过了半年，我已离开原来的公司三个多月，去一家大型公司做副总经理。一天，我收到一张汇款单，是从成都寄来的。留言处有一句话：人不死，账不赖。署名彭蜀华。我这才想起了巴山深处的老彭。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也没有想到他会还钱。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辗转反侧打听到我的新地址的。我落泪了。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

     十五年了，我的职务在不停地变化，我的收益在增加，我身边的打工兄弟也在不停地变化。越是这样，我越感到自己的渺小，我没有尽最大努力关照他们的利益，往往是站在投资方立场上考虑问题。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矛盾的焦点都是劳资双方利益的冲突，但往往受不公平待遇的是劳方。除了体制因素之外，投资方的经营思想也是主要原由。我所领导过的打工者，有硕士学历的研究生，也有文化程度低下的现代文盲；有在美国获取绿卡的商贸精英，也有仍在最基层的劳动者。并非是我不想提携他们，只因我的权利有限。民营企业的用人制度是错综复杂的，犹如是一根藤蔓，不知会绕到那，与谁又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割断一条斜枝，又不知会伤到哪条蔓。所谓的人才，有时也迷失了自己，错位了自己的方向。记得我在任行政副总期间，有位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前来应聘，豪情万丈，滔滔不绝，开口要工资伍千，结果可想而知。过了三个月后，他又来了，脸上多了份沧桑，自降工资三仟，结果又是落聘而回。过了两个月他又来了，脱掉了脸上的稚气，不敢要工资了，我鼓励他自己说出来，结果他说出的期望让我都吓了一大跳，只要一仟块钱，还感叹了一番说，他生不逢时，不知从哪冒出那么多大学生，招聘会都挤爆了棚。我听完陷入了深思。我们这一代人是为了换个活法放弃了编制，而他们比我们受教育的程度要高却没有编制，只好自谋职业。还有一批兄弟因单位改制了或倒闭了失去了体制而沦为打工者，更多的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兄弟，他们走出了大山，离开了田畴，离开妻儿老母， 诚惶诚恐当地来到陌生的城市里，或登上脚手架在城市的头顶找一把高高在上的感觉，或骑上三轮车淹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在一个工厂干最底层的苦力。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念过都市的学堂之后就自以为是都市人，宁愿找一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而不愿再回故里。但不管怎样，也不管过去的历史， 融入浩浩荡荡的打工洪流之后，他们的脚心和手心同我一样，都磨出厚厚的老茧，都在忍气吞声地活着，在排斥和白眼中活着。或许他们有梦想，但梦想又是模糊的，更是遥遥无期的。 这批人中，也不乏在城市立住足的，在嵯峨的高楼中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或自己的办公桌，或在小区里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但心却悬在空中，没有落地的踏实感。是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安栖，却像被风吹起的叶子，是虚无缥缈的，尤如无根的树。没有根的树是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就像我一样，整天穿梭于都市之间，但总找不到家的感觉，不是都市排斥我，而是我畏惧都市的喧嚣。

岁月无痕。我们都在成长，也将慢慢老去。我和我的打工兄弟一样，最终会退出打工者的行列。但我们的经历相似收益却有天壤之别。虽然在别人眼里我也算个成功者，但常常寝食不安。不为自己，只为我这帮兄弟。我是踩在他们的肩头走过来的，只是机会比他们好一点，脑子活泛一点，准确地说，比他们更世故一点，除此之外，我与他们没有两样。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当我们到了暮年，对子孙讲起我们漂泊的故事，心情是一样的。哪怕子孙不愿意听，我们权当聊以自慰。

真的，我的职位越高， 越惦念与我一起打工的兄弟。就像我写的第一本书，原定书名就是《打工兄弟》，只因在出版前经不住别人的蛊惑而改了书名。但在我的心里，这本书仍叫《打工兄弟》。我要把他们写出来，写出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以慰心灵。

谢谢你们，与我一起打工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