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分子深知天皇和天皇制特别是其宗教权威，系产生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合适温床，因而在战后一直利用皇室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

    最典型的例子是裕仁天皇秉承日美当局的意图，执行杜勒斯关于必须重整军备和强化治安的指示，设法促进自卫队的诞生，赞成《自卫队法施行规则》的第十三条关于天皇有资格接受最高荣誉礼的规定。1954年8月，裕仁天皇到北海道视察时，海上自卫队举行登舰仪式，用护卫舰送裕仁天皇渡过津轻海峡；陆上自卫队则在北海道“恭迎圣驾”。1961年5月27日系旧海军纪念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横须贺举行三笠舰恢复原状典礼时，裕仁天皇派人送去一封礼金，特别赠送一张他和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的合影。1964年9月16日，裕仁天皇摆出当年陆海军大元帅的威风，在皇宫临时宫殿“北之间”借鉴了陆海空三自卫队的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并发表讲话。1973年5月26日，当时的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到皇宫，指着地图向裕仁天皇汇报日本的第四次防卫计划等问题时，裕仁天皇说：“与邻近国家相比，日本的防卫力量不算那么大，为什么在过会却成了问题呢？”又说：“防卫问题也许是个难题，但国家的防卫是件大事，希望不要学习旧军队的坏处，但要吸取其长处，好好的干吧！”

    增原听后激动的说：“面临国会审议防卫二法（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之际，使我增加了勇气！”

    增原惠吉激动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将裕仁天皇同他的对话泄露给了守候在防卫厅外的新闻记者，这可惹了大祸，一下子发展成天皇干政的政治问题。日本当局权衡利弊，最后采取让增原承认失言、辞职的方式了结事态：“有关天皇陛下干预国政的那种发言，根本不是事实。造成这种误解，实在抱歉，特引咎辞职。”

    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实行象征天皇制极为不满。为利用皇室搞复活军国主义活动，他们处心积虑利用象征天皇制下的天皇的权威性，宣传“大和民族优秀论”，推行新国家主义，说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的象征”，不受日本政局、国际机构及其人员被动的影响，仍能在政治上发挥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右翼分子大造恢复专制天皇制的舆论，主张“进行以皇室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让天皇重新亲政，“重建一君万民、共存共荣的国家社会”。为此，他们妄图修改日本战后新宪法，甚至大搞暴力活动，如“菊水国防队”、“辛亥会”等都“以让天皇的亲兵为己任”，主张“维护基于传统精神的黄道的国体，不惜以身粉碎与此相悖的任何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