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孔子思想，首先面对的困难是资料问题。因为，孔子不像后世的思想家，尤其是不像今天的思想家，动辄以大部头的著作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并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喜欢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思索直截了当地“告诉”别人，而不转借于文字之繁。这样，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孔子思想进行研究所凭借的资料并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而是孔子的学生或后人的一种记载与传述。据传，孔子删节过“六经”，以至于后人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说法，但我们今天所见之先秦儒家经典其实并非孔子的“著作”，它们顶多只能算是孔子的一种“编著”。当然，“编著”也是思想家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编什么内容？或根据什么标准来编辑？这都与思想家主体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如《诗经》，《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盛，至幽厉之缺。”孔子自己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可见，孔子确是编定过《诗经》，而且其编辑的标准是礼义。再如《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史删削而成，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笔法”作为孔子品评历史人物的一种方法，便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取向，司马迁认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然而，这些都毕竟不是孔子自己的著述，因而它们是否可以作为孔子思想的直接载体，在史学界一直是存疑的。

一、 传统“论语学”的出路

既然如此，那么，孔子的学生或后人的有关“夫子言行”的记载是否可信呢？我们知道，在所有有关“夫子言行”的记录之中，以《论语》的可信度最高，影响最大，因而其成为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是自然的。但是，正如刘蔚华先生所说：“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绝非单由一部《论语》所能造成的，而是各种典籍中有关孔子思想言行的材料堆积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孔子而后，不载‘夫子言行’的典籍，几乎是很少的。”[见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序，齐鲁书社，1988年，第1-2页]是以在汉代，有关孔子的言行资料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论语》，另一类为《逸论语》，前者为汉博士所习，后者则为民间所传。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谓：“张禹《鲁论》所无，则谓之《逸论语》。”《逸论语》多为采集于其他典籍中的孔子言论汇编，其中以明代潘士达的《论语外编》和清代孙星衍的《孔子集语》最为祥实。《逸论语》虽然对于“孔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很显然，它们是难以具备信史价值的，故我们将之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资料时，必须十分慎重。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是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杨伯峻先生说：“如果说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依赖的材料。”[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31页] 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论语》作为一种文本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论语》作为文本并非出自于孔子自己之手，它的成书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中认为，《论语》的原始集结在先秦不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存在，孔子三千弟子中至少七十二贤人皆有一本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册，即七十二种不同的《论语》。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至西汉，《论语》还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和《河涧论语》等不同版本，这说明《论语》作为文本确实存在着史料的真伪问题需要人们去予以甄别。这一点也是“论语学”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自汉代以来，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经学”一直是官方的显学之一，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提出了“论语学”的概念，３０年代周予同先生著《群经概论》，论述了“论语学”的沿革。“论语学”在古代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汉学”以名物训诂为主，包括汉代的“经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宋学”则以义理发挥为务，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近代“论语学”的发展除继续汉学、宋学之传统外，又将西学融入其中，其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传统“论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语》的编纂、成书的年代、版本的变迁、篇章次第与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注译传播及学派风气等方面，涉及到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及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就，根据统计，自汉代以来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关《论语》的考释之书，见于史载或流传下来的就不下３０００种，这些著作为我们以《论语》为主要资料来研究孔子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认为，传统“论语学”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未能注意到：《论语》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文本形式本身同孔子思想之间到底有何内在的联系？我认为，注意到这一问题有可能是“论语学”在方法论上的一次变革，因为，它意味着《论语》作为文本已不再是“考据”的对象，而是“解释”的对象，作为后者，《论语》的“文本”形式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版本”问题，而是一个文本建构者同思想者即孔子之间关系问题，或者说，由这样一种解释学角度出发，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论语》的版本形式对于了解孔子思想来说何者更为“真实”，而是《论语》这样一种文本形式是如何反映孔子思想的。

那么，《论语》这样一种文本形式到底有何特征呢？简单来说，《论语》是一个以“问答”为主要构成的文本。匡亚明先生说：“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讨论的问答情况。”[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第300页]吾以为“然也”。因为，根据《论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专记孔子与其弟子或他人的问答情况。其中不少缺乏“问答”背景或场景，直以“子曰”记之。有学者认为，“子曰”式的文本只能算是一种“语录”，而且不能算是一种“对话”或“问答”，我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符合事实。因为，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式的思想家，他既然不愿意将其思想形诸于文字，而又要让其思想为学生们所了解，这只有在一种对话与交流的场景中才是可能的。“子曰”必是夫子有感而发、有对象在场而发、针对一定的问题而发，这些场景虽在《论语》这一文本中消失，但并不能说它就是一种“独白”。事实上，“子曰”的有些场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史料如《史记》、《左传》等来还原的。第二类，属于孔子的弟子与他人之间的问答情况。其中以记载曾子的言行居多，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子言行的有《学而》二章、《泰伯》五章、《颜渊》一章、《宪问》一章、《子张》四章，共达十三章之多，并据此推断《论语》可能为曾子的学生所作[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9页]。第三类，由孔子后学对孔子的描述性记载。这类记载成自多家之手，既有曾子之儒，也有子夏之儒或子张之儒等，但无论出自何人之手，它们都一些对孔子日常生活及他人对孔子印象的描述性记载。此类记载一共有５０章，且主要集中于《乡党》（２５章）和《述而》（１１章）两篇。根据笔者的统计，《论语》全书除去其中一些重复的章节，属于孔子问答情况记载的共４１３章，占全书的８１％左右，其余只占１９％左右。因此，就整体而言，《论语》这一文本主要是由问答构成的。

《论语》文本的这一形式特征对于传统的“论语学”的发展而言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论语”命名的意义。关于《论语》之名义，历来说法不一。（１）、《论语》是孔门弟记录所闻孔子之“善言”，如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曰：“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这种对《论语》之名的道德化解释很显然是受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影响所致，不足为信。（２）、《论语》乃指有条理之语而言，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此说最为牵强，正如杨伯峻先生所驳：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外，别人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同上，第25页]（３）、孔子与弟子讨论文义之书。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说：“《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杨伯峻先生认为这更是一种“后出的主观看法”[同上，第26页]。（４）、孔子言论之辑录。此说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说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而非“讨论”之意。我认为，以上诸说中，（１）、（２）之说不足为凭，但（３）也未必是一种“后出的主观的看法”。因为，无论是意见（３）还是意见（４），皆肯定的一点是：《论语》是以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相互问答为主体的文本，但因为孔子死后，“门人”所辑有所不同，这使得彼此之间一下子就达成一种普遍的文本共识有一定的困难，它需要彼此协商和讨论，班固所谓“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指的是在“门人”各自所辑的孔子言论基础上通过讨论而产生的一种文本共识，所以，《论语》的“论”应是讨论之“论”，不过不是指孔子与其弟子之间就“文义”进行的讨论，而是指孔子门人之间就“文本”进行的讨论。

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论语》作为一种文本的形成过程。关于《论语》的文本共识之达成是“论语学”中一个关键而又为传统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知道，孔子一生收徒甚众，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之说，根据《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孔子没后，儒学内部发生分化，“儒分为八”，有所谓“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等，其中“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荀子甚至公然批评思孟学派，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成为孔子以后儒家思想的另一颇具影响的派别。而儒学内部之所以产生这种激烈分化，一方面固然与时代的发展需要儒学本身不断更新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孔子“门人”所本的孔子言论之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可能达成一种《论语》的文本共识？

应该肯定的是，尽管孔子死后儒家内部的分化乃是一种必然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各派之间达成一种编纂一部孔子言行录的文本共识。因为，无论是哪家哪派，为其思想有所张本故，都有编纂《论语》的愿望和要求；而且，在仁知分殊的情况下，受孔子“述而不作”和“欲无言”的思想风格影响，在采用“问答”体这样一种文本形式来编纂孔子言行录这一问题上，各派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因为，问答体的《论语》文本形式对读者而言有着其它文本所不具有的理解开放性，正是由于同一孔子的话有可能支持各种不同的思想与观点，这使得由不同学派组成的编辑者对材料不会过分地较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材料的取舍上他们没有争论。事实上，哪些是孔子说过的话，哪些话孔子并没有讲过，这是编者们争论最多的、且最为头痛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呢？简单地说，主要依靠“在场”者的证实，即任何提交于编辑的“夫子言行”须有“旁证”方可。而我们知道，“在场”有“群体在场”和“个体在场”两种情形，前者是指谈话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这第三者或参与了对话，或只是听众；后者则指对话仅限于两人之间。本来，“群体在场”和“个体在场”都具有直接的客观性，但从编辑学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编辑来自于不同学派的情形下，由于“个体在场”缺乏第三者的“旁证”力度，因而这类孔子的言行就很难为编辑们所认同而进入《论语》这一文本里，换言之，孔子与某个学生之间的单独谈话就有可能因其客观性不足而被排斥于《论语》之外。也正是这一点使《论语》这一文本的篇幅在数量上难以达到可观的程度。自汉以来，人们对于《论语》仅有２０篇或２１篇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所致，最初的《论语》在篇章数目上应大大超过我们今天所见之数，王充甚至认为应有百篇之多。其实，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因为，从汉代的“三《论》”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的篇幅来看，尽管它们在数量和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数量都在２０篇左右，其中《古论语》出自孔壁，属于发掘材料，为秦火之幸存物，但也只有２１篇，且这多出的一篇也是从《尧曰》“子张问”一章中分出来的。足见秦以前的《论语》篇幅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多。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孔子一生所言仅《论语》２０篇所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逸论语”中得到佐证。但为什么《论语》只有这２０篇呢？我认为，唯一的可能性是：《论语》这个在先秦既已存在的孔子思想文本是经过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而达成的一种文本共识的结果。换言之，那些在争论中得不到有效证明的孔子言论均未列入《论语》这一文本之中。从这一点来看，《论语》这一文本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于孔子思想的一种共识度。而传统“论语学”在版本问题上主要关注的是：《论语》到底是孔门弟子中何人所纂？有的说是曾子，有的说是子夏，还的说是有子、子游、闵子等，各有所本，不一而足。我认为，这种争论都是基础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论语》是由孔子门人中的“佼佼”者所纂，它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威，而非一种对孔子思想的共识度。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把汉以后才出现的儒家“正宗”观念强加到先秦诸儒身上，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