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上的自我训练的方法。也可以说它抛开了一切文明的形式，是彻底自由的探求。可是，正因为是无形的心的问题，所以反而无法离开各自具体生活的形，具有啼笑皆非的一面。

夸张地说，禅要求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人都可以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单纯的实践。

坐禅与禅问答就是这种实践，当然禅要择其中一种作为自我训练的条件。可以看到坐禅是身体的形式产问答是语言的形式。在探求本来作为精神的人存在的最后条件时，归根结底是身体和语言问题，禅可以说是其典型。

从历史上看，日本禅宗大体上有曹洞宗和临济宗两派组成。曹洞以坐禅为主，临济以问答为主。实际上，还有一个黄檗宗，但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上，如今，从广义上讲，就算它属临济宗吧。

曹洞、临济、黄檗等这些宗派的名称，均是依照中国禅的分派的历史所形成的，所以，它们均来自宗祖活跃的地名。中国地名成为宗派的名称，既无特定个人的宗祖，有无复杂的教义经书，这是禅这个宗教的一大特征。禅宗历史上分门立派的理由，当然有政治史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修行方法不同。曹洞宗的修行，专门用语叫“只管打坐”，而临济宗则讲公案。

“只管打坐”，来自中国的俗语。“只管”就是仅仅这样，一心一意的意思，“打坐”就是坐，坐禅就是只要坐着，除此之外，什么也不需要，不再有任何追求，成为什么也没有。

例如，坐而开悟，增强意志，或者俗话所说的培养胆量，磨练学问上的智慧，都不是这种目的坐禅，唯有为坐禅而坐禅才是其目的。

诚然，如果坚持坐禅，可谓意志坚强，智慧也能够磨练，也能达到悟的境界。但是，这并非坐禅的目的，坐禅绝非带着这种期望的行为。

事实上，这里关系到人的精神构造，隐藏着莫大的秘密。

大体上讲，坐禅是使心态平静的最有效的方法。古代印度，在发明坐禅的方法时，也是作为医治心神不定的一个医疗方法。把禅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瑜伽，原本就是为了抑制心身动摇，将身心与某种实在的对象联系起来的一种技术，它具有特殊技含有。

可是，医治仅仅是一时的。一旦心态治理好了，作为医疗方法的坐禅的作用也就随之结束了。倘若心不乱，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使其平静。自己乱了心，与其使乱的心平静下来，不如说不乱心，处于心不乱的本来状态，这是先决条件。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心本是平静的，这是自然，遗失了这个本来的东西，却被子虚乌有的东西所迷惑，于是，就必须去寻找，去发现。与其使迷惑的“心”回到本来状况毋宁把它限在原本不迷惑的心中。就是说不迷惑是原来的，迷惑只不过是一时的虚假的现象而已。

在这里，把人的本性看作是本来清净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立场与一开始就动摇的寻求如何解决的自我，应如何对症下药的想法，有根本性的区别，这成为对宗教见解大大地一分为二的原因。也是印度传入中国后被称之为大乘禅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不仅限于坐禅，而是涉及人类创造的科学与技术的全部文明是个范围很广的问题。文明虽是伟大的人所发明，但我们平时认为伟大的文明，实际上其中大半部分只不过是人自身的不经考虑的病后的善后处理罢了。

战争与军备，法律与犯罪，教育与学校制度，生产与买卖等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问题，无论哪一个，，都是长期的文明疏远的善后处理和治疗。治疗只不过使病慢性化了。

由于对本来健康的人用上了一切应急措施，其结果反倒是不断地制造病人。至于语言、信息   问题，情况也大同小异。反正先坐下的这种只管打坐的想法实际上不包含着对这种根本性的警告。简而言之，如今的坐禅已经存在害怕成为一种效用的心理，所以作为无论如何要排除分辨杜绝一切思虑的行为问题，把现成摆在第一，这就是吸管打坐之意。在只是坐禅这个行为中，实际上就含有这种思想。否则，就会成为所谓不言而行、加深强烈的世态炎凉。

追根溯源，所谓只管打坐，是后来曹洞宗、开山鼻祖道元，在年轻时西渡中国，从师天童如净，在其指导下开悟时说的话。道元此外还把它叫做身心脱落。所谓坐禅就是把身与心一起脱落。一切有目地性的训练，效用的思想，抑或喜怒哀乐的感情，如同剥鳞一样，脱落的干干净净，这就是本来的坐禅，也就是所谓只管打坐。

一般说来，健康的欢欣，只有在大病治愈后才能体会到，总是健康的人是意识不到的。所谓真正的健康，其实是感觉一到健康的，也没什么难能可贵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状态，这里的身心意识已经脱落，可以说这就是真正的自觉。要证实这一事实，除了坐禅，别无他途。

人的身体或心事、或者语言，都限制了我们有分析的认识，这必然引起矛盾。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的制约，把本来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简单最准确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身心脱落的坐禅。这是警告人创造文明的根本危机，在提出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虽然坐禅是一种单纯的实践，但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它深深地关系到精神构造本身，广泛关系到文明和社会的全部问题，几乎包含这无限的课题。这样，曹洞宗不在坐禅这一修行之外求悟，原封不动的把修行本身当作悟，但实际上已经同时把存在着追求悟而坐禅的别派的人当作了前提。这就是临济禅宗。临济禅彻底地追求悟，一旦得到了悟，坐禅就无用了，从修行和悟都没有了，临济禅是采取这样的立场。就历史上的实践来说，后者反倒更为普遍。

有这样一则寓言。某人说再没有比失而复得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别人听后，于是把自己的铜钱丢到道旁，然后自己再拾起来，虽然反复几次，可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高兴，这是正常的事。那个人难道不是在说慌吗？

可是，反复几次把铜币丢掉又拾起，一旦铜钱不知道滚落到哪里去，就真的不知道其所在之处了。哎呀！遭了！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越找越着急。开始后悔当初不该做这种丢钱尝试。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但也会对前面那个人的话，引起子虚乌有的深深的怀疑。在一阵大吵大闹之后，过路行人一起帮忙寻找，终于发现了那枚隐没在草丛中的铜币。这下子可谓欣喜若狂，真的高兴，同时也确信前面那人说的果然不缪。虽说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可也需在尝试之后才懂得。原本就是自己的钱，但丢一下试试看以后，才开始成为自己的。与其发现真正的自己，不如说实际上尝试丢失一次的试验更难。因为在想这是一种试验时，还没有真正的试验。语言终究只是一种寓言而已，但是这个故事在巧妙地反映了临济禅宗修行的主旨。把这种自己一度丢失，然后为了真正找到主旨，这在临济禅中，名之曰“公案”。所谓修行，就是全心全力地陷入学习这种“公案”，近乎癫狂。

所谓“公案”，也是中国的俗语。本来是法律用语之一，是法院的判决。临济禅把佛祖的话，作为分辨自己真伪的判决，是发现真正的自己的方法。其中有同佛祖进行的真正的对话，简单的横向对话无法得出结论，是这种与本来的自己的纵的对话。裁决自己，也就成为裁决佛祖，裁决佛祖，也就被佛祖所裁决。

真谛应该只有一个。把正确的当作正确的本是理所当然的，并非被裁决以后才开始变为正确，但在现在真伪混淆时发现本来的真谛的裁决却十分必要。

既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裁判必定胜利。即使胜利了，对自己的真谛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变。不如说，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却要由名裁判予以证明，因此要说没用的话，没用比这更无用的了。说起来裁判自己，也决非自己所希望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是不得已而裁决的，具有自作自受的意思。

临济禅把修行作为裁决的目的，实际上也就在这里。开悟了的话，迷惑就没有了，但同时悟也就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悟，为了这种悟，假设迷很深，迷越深悟也深。真正的悟，是悟后不留痕迹的。

被称为公案中的公案，实际上就是那种公案，必须是使迷与悟同时成立的最终公案。所谓赵州的无字公案，就是那样的最终公案。关于这一点将另作阐述。

总之，最终的决定性的公案，不是将公案作为特殊的东西，不如说，将现实作为一切公案，成为所谓的现成公案。所谓现成，实际上是中国的俗语，是在现实中完成的互相成立的意思。裁判特别做出的最终判决，这个判决现在可以说是无用的。

从只管打坐开始的道元，不久重视现成公案，不是没有原因的。集其说法的《正法眼藏》，可以说是一切现成公案的展开。

坐禅和公案这两种修行方法， 互为表里密切结合，这实际上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人具有两个机能，把它当作最初，又是最后存在的根据。

今天的世界文明已经到了孤立就无法存在的地步。

作为精神的人类，在这狭窄的地球上，为了能够真正共存，思考身体与语言问题已经到了边沿，超越过去，学习过去的禅，其作用难道不是巨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