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的后代

 

●顺从的外表

日本女性温柔、娴静而坚韧，是我印象中的扶桑女子，尤其是看了电视片《阿信》后，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来到日本，所见所闻，觉得果然名不虚传。

 

有年冬天，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强冷空气时时侵袭着日本大地。这时，我惊异地发现，几乎所有日本女性都仍然穿着薄薄的、艳艳的衣裙。

 

在那刺骨的寒风残雪中，不免令人产生怜悯之心。我曾问过几位与我熟识的女性：“难道你们不怕冷吗？”她们或笑而不语，或轻轻作答：“习惯了。”这个回答没有消除我心头的疑窦。

 

有位女性对我说：“瞧！日本女性冬天也穿裙子，那是为了让男人看了舒服，让男人感觉美。”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

 

且不说什么习惯，也不说女性也许确实自己爱美，我却看出了日本现实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粗暴地把女人看作是附属品的旧时代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只要你悉心观察，就会找寻到许许多多这种例证。

 

譬如，上下车或进出电梯，和欧美人的“女性第一”恰恰相反，日本女性总是处于最后的位置。又譬如在银行、机关、会社里，几乎很少有女性担当科长以上的职务，似乎这个领域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无缘问津。至于茶道、花道及传统舞蹈之所以成为正规训练的一部分，大概也是因为它可以养成女性一种温文尔雅、娴静顺从的气质吧！

 

●家庭的主宰

尽管在社会上，日本女性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在家庭里妻子却大都可能是主宰一切的人物。迄今为止，我所熟识的日本结了婚的男士们，几乎都说自己“怕老婆”，因为夫人是家里的“社长”（厂长、经理）。有些日本友人遇上有事得深夜才能回家，他们首先牢记的是用电话向夫人“请示汇报”，说明迟归的原因。

 

从前在日本，丈夫作为一家之主，在家里拥有绝对的权威。但随着战后核心家庭的增加，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变化，注意倾听妻子和孩子意见的“模范丈夫”开始增多。现在的妻子往往作为一家的“财政大臣”，管理丈夫的收入、支出、储蓄，乃至家庭建设资金的筹集。妻子站在与丈夫同等的位置上发表意见，特别是在孩子教育方面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你别看日本女性在外面多么温柔，多么娴静和顺从，在家里可厉害着哪！”

 

是呵，尽管眼下日本仍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从历史上看，日本女性从没有像今天这般神气过！

 

有一天，我去日本最大的剧场歌舞伎座，观赏歌剧《国王和我》。让我再度吃惊的是，拥有3000以上座位的豪华剧场里，观众几乎是清一色的穿着华丽、悠闲自得、感情丰富的女性。

 

后来，我先后在日本各地观赏过日本的话剧，这种惊讶感有增无减。我迷惑不解的是：“如此下去，日本文化难道不就会走向女性化吗？”“没错，正是这样。”

 

友人解释道，日本男人大多在会社里拼命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或去酒店饮酒作乐，很少有闲暇静下心来看戏剧。而女性，尤其是主妇们则不然，她们既有时间又有钱，更耐不得寂寞，因而几乎垄断整个戏剧观众席，并促使戏剧逐渐朝着她们所喜爱的方向发展。从这点上说，日本女性似乎确实要比男人幸福得多。

 

●新女性

“阿信”的后代并不满足垄断戏剧观众席。因为她们所奢求的要比这多得多，从获得金钱到事业的成功。因此，稍为留心一下，你就几乎到处能见到她们奋斗的倩影。

 

在日本我曾认识南慧子女士。

 

这位年已30的女演员，从小坚持业余练芭蕾，结果造就了一副健美的身材。她轻轻地告诉我，她16岁起开始做演员的梦，18岁高中毕业时终于如愿以偿，凭着顽强的努力，一直干到今天。她对我说起自我奋斗的艰难。原来，剧团里有150多名演员，但一年的演出机会不过才五六回。要相应的演出的机会，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这次演出的《雨》剧组总共才10人，其中有日本话剧界的艺术巨匠、著名影视剧多栖演员等。

 

她是靠自己的拼搏，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获胜的。我问她一个人是怎么在东京这个充满风险和令人激动的大都市里生活的，她莞尔一笑：“白天排练剧目，晚上去酒店打短工。”

 

其实，像这样的女性奋斗者在日本又何止片桐小姐一个！从社会党前委员长土井那样的女政治家，到女律师、女记者、女经理等等，一代具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开始成长起来了。难怪JTB旅行社社长风趣地对我说，他打算专门组织日本女经理访问中国，因为日本女性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第二职业

山口久美子小姐原先是电视台的播音员，现在则在一家专业会社从事电视编辑工作。这位继承了父亲的聪颖、母亲的美丽的小姐常常是晚上加班到凌晨三点，白天又接着干。

 

第一次编辑我的书，就告诉我说，昨晚在家里翻译中国书，干了个通宵。从她的零零碎碎的介绍中，我觉得这位小姐的形象就是一位典型的现代日本女性。

 

这位27岁的日本姑娘血液里充满着冒险的成份，对理想有着执著的追求。她干过事务员，又当过播音员、电视编辑，现在又决意辞去眼下的工作，想独自一个人办一家会社干更大的事业。

 

为此，不久前她还自费赴法国短期进修两个月。单枪匹马，不依赖任何人的帮助，赴法国的100多万日元费用，父母不贴一分，全靠她个人去筹集。她夏天爱潜水，冬季爱滑雪，所需费用都靠她本人自己的收入。工资不够，就去打短工。她常常被人请去当婚礼主持人，一次也能有三四万日元的收入。

 

日本在职人员打短工，就是干“第二职业”。我来日本后，惊异地发现女性打短工是日本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过，像山口小姐那样当节目主持人的活儿并不多，多数活儿往往是在那些饮酒作乐的场所里陪酒聊天，也就是所谓的女招待。

 

据说东京赤坂，方圆不到1公里的区域内，各类娱乐场所达3,000多家，每天晚上来这里打短工的女性超过3万人。一位名叫高木的小姐白天在一家会社工作，晚上到酒场当女招待，每天干到凌晨一时。我问她为何非要如此拼命地干，她笑着说道：“日本女性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消费族

日本女性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以旅行为例，1964年日本去海外旅行的人数仅10万上下，而到1987年已激增到840万；十年前又突破了1,000万人大关。

 

其中，女性所占比重也在逐年增大。尤其是那些被称为“贵族”的独身女性，一味追求超豪华的、有个性的国际旅行，踊跃购买高价格名牌商品，其消费水准竟使得日本男人都目瞪口呆。

 

女孩子们去得最多的是欧美，尤其爱去夏威夷、香港。去欧洲三四天，购物不算，仅吃、住、行的费用就需30万日元。

 

不少日本女性把购物看作与旅行同等重要。据说，日本独身女性去欧洲主要买的是化妆品、手提包和高级衣裙三大类，且都是法国或者意大利的名牌高档商品。当她们毫不犹豫地购买这些每件价值10万日元以上的商品时，往往令店里的法国女星惊讶不已。

 

在日本国内市场同样如此，三越、松坂屋、高岛屋、大丸等著名百货商店及一些特选店的妇女服装部、首饰部，顾客大多为女性。

 

前不久，在东京银座的高级时装店里，我是熟悉的两位年轻女性一下买了近100万日元的衣物，其中一件外套就值20余万日元。在东京一家有名的老铺，店里的首饰品一般价格虽然都在30—40万日元左右，但却一直很畅销。

 

此外，在东京帝国饭店内设立的首饰店，来客半数也是独身女性。那些为高收入者而特制的价值50万日元的戒指和20万日元的手提包锁链，常常被一抢而空。商店营业员说，这和四五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日本女性中出现的这种高消费冲击波固然有其收入增加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一些年轻女性缺乏生活目标，为结婚筹集资金的意识淡薄，对结婚后“贫乏生活”有预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阿信”时代正在悄悄地过去。

 

历来日本的酒店都是男人的天下，可眼下女顾客也日渐增多起来。东京涩谷的道玄坂附近有一家由7位女性共同出资开办的酒店，顾客中女性占了3成，其中大半是有工作的女性。她们常常是借酒消愁，以宣泄内心的苦闷。一些女性因为喝得烂醉如泥，还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大阪府警署提出了“保护女性”的方针，专门建立了“喝醉者保护中心”。

 

一些日本友人在同我谈起这些情况时认为，现代日本女性既是高傲的，又是脆弱的；既是温柔的，又是厉害的。对此，我一时难以评判，但脑里却在不停地思索：这是“阿信”的后代吗？